有评论指出, “中医药对此肺炎是否有效”根本不成为关键问题。中医药在疫情之初的争议,突显的依然是民族主义的面子挣扎、乃至利用民族主义政治情绪来操作投机的老问题。
(德国之声中文网)台湾《 上报》发表文章《借疫情滥用中医所象征的民族主义》,作者刘绍华指出,中医药与政治的牵扯,并非始于今日。自从西方现代性影响中国起,中医药就未曾摆脱过政治倾向的角力。
文章说,毛泽东强烈反对西方帝国势力,坚持中国的主体性,加上当时中国科技、人力与物力均普遍缺乏,因而鼓吹发展中医药和少数民族医药,通称为“祖国医学”。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个人对于中医的态度,与其公开高举的政治立场则不见得一致。
文章指出, 2020年1月底,新华社报导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声称,该所和武汉病毒研究所联合研究初步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以抑制新冠病毒。结果引起民众疯狂抢购,不仅此中成药销售一空,也带动中药材价格飙涨。这和2003年SARS疫情时,民众抢购板蓝根的现象如出一辙。3月起,中国加强引入中药协同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患者,最有名的就是广东省提出的“肺炎一号方”。3月时更引起争议的,则是世界卫生组织在“2019冠状病毒病专题问答”中文版删除“服用传统医药可能有害”的建议。这些变动,引起国际舆论对世卫标准是否受到政治影响的质疑。
文章说,以上三类事件,表面上都涉及长久以来中医药的有效性与科学性争议。但实际上,在全球医疗界仍对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几近束手无策、只能采取支持性疗法之际,“中医药对此肺炎是否有效”根本不成为关键问题。也就是说,中医药在疫情之初的争议,突显的依然是民族主义的面子挣扎、乃至利用民族主义政治情绪来操作投机的老问题。
“民主共识”如何防治疫情?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新冠没有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却成了美国的滑铁卢》,作者弗里德曼说,一场始于武汉、目前已在中国得到控制的大流行,却仍在摧残着美国的经济和国民。新冠病毒曾被视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结果看上去更像是西方的滑铁卢。
文章说,美国想要恢复过来,首先需要制定一项应对新冠病毒的国家计划。中国就有这样的计划:它动用了其威权监控系统的所有工具——它们原本是为了追踪和定位政治异见人士并控制人口的——来追踪和定位新冠病毒感染者并控制其传播。中国的一些面部识别技术好到你不必摘掉口罩,只靠眼睛和鼻子就行了。美国不能采用这样的战略。
文章说,这就是令人沮丧的地方。专制政权在战争开始时总会有一个优势:他们可以由上至下地命令社会去做事情。但从长远来看,美国总是获得胜利,因为虽然我们往往对战争没有准备,而且开始时非常缓慢,但我们总能在学习曲线上快速攀升,并且由下至上地团结起来,进行长期的努力。“我们(目前还)没有一个威权政府,我也不希望有一个。但我们未能产生一个民主共识来进行同样的工作”。
美国会放弃台湾吗?
台湾《风传媒》发表文章《台湾的香港牌与美国的台湾牌》,作者陈国祥说,美国过去为了换取中国大陆的配合以及合作带来的利益,对中国保持自我克制,避免明显打台湾牌而导致两强冲突,现在则认定两国利益上的冲突性大于共通性,因此“借台打中”成为对中国大陆的崛起进行战略干扰的有效对策。然而,美中军事差距日益缩小,若在西太平洋地区爆发军事冲突,美国胜算并无把握,还要冒着战争升高与人员重大伤亡的风险,岂需为防卫台湾而硬战到底?美台关系可望继续增进,但绝非坚不可移。
作者认为,美国未来对待台湾之道会不会和台湾对待香港之道异曲同工?先当棋子运用,在时移势易之后,基于自身利害考量,不得不将其当作弃子。情况未必如此悲观,但检视自己如何对待香港,就应警戒情境相近时将如何被对待?施之于人若有亏欠,就该设想自身亦有可能被人亏欠;以此为鉴,预为防范,知所趋吉避凶,方为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