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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的风

空客320降落在桃园机场。飞机的降落把我震醒。手机里正好播放到张艾嘉的《戏雪》,这算是一首生僻的歌,陈升写下这样的词——“1948年,我离开我最爱的人,当火车开动的时候,北方正飘着苍茫的雪,如果我知道,这一别就是四十余年,岁月若能从头,我很想说,我不走。”

对于台湾,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侯孝贤和杨德昌的电影里。后来魏德胜和九把刀又加工了一下。我喜欢的作家,梁实秋,林语堂,胡适也都去了台湾,而且他们都和鲁迅吵过架。当大陆穷的时候,台湾有钱,后来大陆有钱了——确切的说,是政府和小部分人有钱了,台湾又有了⋯⋯

战火把同一个民族的人分隔在了海峡的两岸,那些具体到每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已经被时间慢慢抹平。台北的街道的确像优客李林唱的那样,像迷宫一样展开在我的眼前。但是对于异乡人,每个陌生的城市都是迷宫。在酒店住下,诚品书店就在旁边。朋友的眼镜架坏了,于是晚上先陪着朋友去配眼镜。我们坐计程车来到了台大附近,进了一家眼镜店。没有声音酥麻的台妹,老板亲自上阵。朋友看中了一副镜框,但要几天以后才能取。朋友说,那算了,我在台湾只留三天,我要明天就能取的,只能去别的地方看看。这时候,让我诧异的一幕出现了,老板居然从柜台里摸索出了一对隐形眼镜,塞在我朋友手里,说,实在不好意思,没能帮上你的忙,这个送你,先用这个应急吧。连我这般总是把人往好里想的人第一反应也是——我靠,哪有这种好事,这里面是有什么猫腻吧?咱还能走出这家店的店门么?

我们平安的走出了这家眼镜店,换去了隔壁一家。那家眼镜店承诺第二天就可以把眼镜做好,然后那家店的老板用朋友残留下的镜片临时找了一个镜框凑合装了起来,告诉朋友,这个可以晚上用。这两家只是非常普通的路边眼镜店,还是自己随机找的,要不真得让人怀疑是不是组织方安排的,目的为了让大家增加对台湾的好感。

台湾的街道上有不少的小游行和抗议横幅,这一切对于大部分大陆游客来说都太新鲜了,于是很多游客守着电视机看晚上的政论节目。我妈妈去年从台湾旅游回来,就说那里太好玩了,领导人可以在电视里随便骂,比快乐大本营还要欢乐。相比之下,台湾人对这些早就习以为常。但给我留下了比马英九先生更深印象的是王松鸿先生——他不是明星政客,也不是文人墨客。他是一个计程车司机。一天早上,我从酒店下楼,打了他的车去阳明山。到了目的地我发现把手机拉在出租车上。我没有记下车牌号。朋友们忙着帮我联系出租车公司,看看能不能查到一些讯息,我也打给酒店,想让他们查看一下监控录像,确认车牌号。一会儿,我接到了酒店的电话,我问他们,是查到车号了么?他们说,监控录像里讯息太多,还没有查到,但是刚才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开回酒店,把一个手机交给了前台,说是一位从你们这里上车的先生遗落在车里的。。。。。。

说实话,我石化了。我问到了出租车司机的电话和名字,说我想酬谢你。王松鸿说,不需要啦,很正常的,小事一桩,我们都是这样的。他告诉我,前几天刚和几个朋友环岛开了一圈,打算过一段时间来大陆旅行。他说他开计程车就是为了能够去更多的地方看看。末了居然还来一句:我有QQ和新浪微博的,你的号是什么,我们可以在网上联系的。这顿时让我觉得两岸关系非常亲密。接着,他继续说,你有脸书么?我说,大陆的互联网没有脸……书。他说,哦,对哦,是哦。我不和你说了,有客人了,再联系哦。

也许是我的命好,遇见的都是好人,也许是我走的肤浅,几乎所有人都和气。毫无疑问,如果我在台湾多停留几天,我当然能看见他不如人意的一面,也许他硬件不够新,也许他民粹也涌现,也许他民怨从不断,也许他矛盾也不少。没有完美的地方,没有完美的制度,没有完美的文化,在华人的世界里,它也许不是最好的,但的确没有什么比它更好了。

这篇文章里不想谈论什么政治和体制。作为一个从大陆来的写作者,我只是非常失落。这些失落并不是来自于这几天浅显的旅行,而是一直以来的感受。我失落在我生存的环境里,前几十年教人凶残和斗争,后几十年使人贪婪和自私,于是我们很多人的骨子里被埋下了这些种子;我失落在我们的前辈们摧毁了文化,也摧毁了那些传统的美德,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摧毁了信仰和共识,却没有建立起一个美丽新世界,作为晚辈,我们谁也不知道能否弥补这一切,还是继续的摧毁下去;我失落在不知道我们的后代能不能生存在一个互相理解而不是互相伤害的环境之中;我失落在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要不停的考虑措辞,以免哪个地方说过了线;我失落在当他人以善意面对我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会不会有什么阴谋;我失落在我们自己的文艺作品很少能够在台湾真正流传,而能在台湾流传的关于我们的大多是那些历史真相和社会批判,更让人失落的是那些批判和揭露往往都是被我们自己买了回去,用于更加了解我们自己。除了利益和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我们几乎对一切都冷漠。这些冷漠和荒诞所催生的新闻都被世界各地的报纸不停的放在头版,虽然可以说这是官方的错,但无奈却也成了这个民族的注释。

是的,我要感谢香港和台湾,他们庇护了中华的文化,把这个民族美好的习性留了下来,让很多根子里的东西免于浩劫。纵然他们也有着这样那样的诟病。而我们,纵然我们有了丽兹卡尔顿和半岛酒店,有了gucci和lv,我们的县长太太也许比他们最大的官员还要富有,我们随便一个大片的制作成本就够他们拍二三十部电影,我们的世博会和奥运会他们永远办不起,但走在台湾的街头,面对着那些计程车司机,快餐店老板,路人们,我却一点自豪感都没有。我们所拥有的他们都拥有过,我们所炫耀的他们的纳税人不会答应,我们所失去的他们都留下了,我们所缺少的,才是最能让人感到自豪的。

文化,法制和自由是一个民族的一切,别的国家不会因为你国的富豪疯狂抢购了超级跑车和顶级游艇而尊敬你的国民。坐在空客330的机舱里,飞翔在两万英尺的高空,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上海,窗外望去,都是海水。既然我们共享着太平洋的风,就让它吹过所有的一切。

谈革命 -韩寒

最近翻看了很多问题,革命和改革两个词被频频的问起。平时媒体也很喜欢问,但是也只是一问一听,无法见诸报端。写下来无论什么观点,八成也是不保的命。但作为这次冬至回读者问的第一篇,我就先用整个篇幅来回答我关于革命两个字的看法。我综合了读者和一些内外媒的提问,在这里一并作答。
问:中国最近群体事件频出,你认为中国需要一场革命么。
韩寒:在社会构成越复杂的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的说,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但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首先,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是可能不可能有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但如果你问我中国需要更有力的改革么,我说一定是的。
问:你为什么不去领导一场起义呢?
韩寒:开玩笑,就算我认同革命,并在上海起义,而且还稍具规模,官方只要一掐断互联网和手机讯号,我估计不用政府维稳机器出马,那些无法用QQ聊天或者玩不了网络游戏看不了连续剧的愤怒群众就足以将我们扑灭,你也别指望着能刷微博支援我,你三天上不了微博就该恨我了。
问:那难道中国就不需要民主与自由了么?
韩寒:这是一个误区,文化人普遍将民主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其实对于国人,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所以,好的民主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更加法制,这势必让大部分并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们觉得有些不自由,就像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发达国家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样。所以,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联系在一起说,我认为中国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而自由在中国最没有感染力。
问:我认为中国顽疾太深,改革已经没有用了,只有来一场革命才能让社会好转。
韩寒:我们假设革命没有遭到镇压,当然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幻想一下革命,假设,革命到了中段,学生,群众,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农民,工人,肯定不能达成共识。而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群,那就是贫困人口,这个数目大概是两亿五千万。你平时都不能注意有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甚至从来不使用互联网。既然革命能够发展到中段,必然已经诞生了新的领袖。没有领袖的革命一定是失败的,白莲教起义就是很好的例子,而有了领袖的革命,也不一定好到哪里去,太平天国又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式的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坐在电脑前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这样的一个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是的,听着有点耳熟。但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也只有这一套才能往上爬,这个社会习惯了恶人当道,好人挨刀。文艺青年们看好的领袖一个礼拜估计就全给踢出局了。而越是教育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与领袖。所以这些人肯定是最早从革命中离开的。随着社会精英的离开,革命人群的构成部分一定会产生变化,无论革命的起始口号有多么好听,到最后一定又会变回一个字,钱。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把应该属于我们的钱还给我们,说难听一点就是掠夺式的均富。你们不要以为因为我觉得自己有点钱,所以我怂了,害怕失去。在革命的洪流里,你拥有一个苹果手机,你是开摩托车的,甚至你会上网,你平时买报纸,吃肯德基,你都算是有钱人,都是充满着原罪的被革命对象。有一亿家产的人比起有一万家产的人反而安全,因为他们打开家门,门口已经放的是纽约时报了。最后倒霉的还是中产,准中产甚至准小康者。以前人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自相残杀,现在的人们只认钱,所以很多人民已经被训练成只认钱的自相残杀者。所以你就想象吧。而中国人讲究清算,这也必然导致镇压。
任何的革命都需要时间,中国那么大的国家,不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权利真空。稍微乱个五年十年的,老百姓肯定会特别期盼出现一个铁腕独裁者,可以整治社会秩序,收拾一下局面。至于从百花齐放重新看回人民日报,这个真的没所谓。况且我们的一切假设都建立在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下,所以这些都是幻想,连幻想都不乐观,就别提操作了。
问:那你看埃及,利比亚⋯⋯
韩寒:埃及,利比亚是被一个人独裁统治几十年,城市也不多,一个事件作为爆点,一个广场用来演讲,就可以革命成功。中国没有一个具体的个人能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城市,人口众多,而且各种千奇百怪的灾难都发生过,G点已经麻木,更别提爆点了。就算社会矛盾再激烈十倍,给你十个哈维尔在十个城市一起演讲,再假设当局不管,最终这些演讲也是以被润喉糖企业冠名并登陆海淀剧院而告终。
当然,以上更是废话,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
问:你的观点非常的五毛党,是被政府买通了么?为什么不能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
韩寒:在这样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就白,非对既错,非带路党既五毛党的社会里,革命两字说起来霸气,操作起来危害更大。也许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其实这并不是中国最大的急迫。相反,一人一张选票,最终的结果还是共产党代表获胜,谁能比党更有钱?五百亿就能买五亿张选票。不行加到五千亿。一年税收都十万亿呢。你和人家比有钱?你觉得你周围的朋友的公正独立,那样的人加起来也就几十万张选票。你看好的有识之士,能有十万张都不错了。唯一能和共产党抗衡的就是马化腾,因为他可以在QQ登陆的时候弹出一个窗口:谁选我马化腾,谁就可以得500Q币。此举估计也能获得两亿张选票。但问题是,到时候马化腾一定会入党的。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并不是什么革命,普选,多党制,推翻XX,这些脱口而出的简单词汇可以轻易达成的。如果你对司法和出版都从来没有关心过,你关心普选有什么意义呢。无非就是说起来更拉风一点。这和那些一说起赛车只会提F1,一说起足球只知道世界杯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问:我觉得中国的革命和民主只是时机的问题。你认为什么时机最合适。
韩寒:革命和民主是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这个咱们不是早就已经证明过一次了嘛。历史曾经给过中国机会,如今的局面则是我们爷辈的选择。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
但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任何的革命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到了那个份上,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也许你能活着看见这个国家的伟大变革,也许你至死都是这个死结里缠绕的纤维,但无论如何,你要永远记得,错车时请关掉远光灯,也许我们的儿女将因此更早的获得我们的父辈所追求的一切。
冬至回读者问之一,完。
本文转载自韩寒的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2dz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