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華夏論壇

(深度好文)你越光明,中国就越黑暗。

来源:刘主编(andaximen)

http://url.cn/XvYTZ0

转载须注明以上信息

———————————————-

正能量经常以一种是事而非的姿态出现,比如呼吁“你光明,中国就不黑暗”。表面上看,这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你若安好,便是晴天”版。呼吁本身“正能量”,而转发者大概多半有林徽因情怀,所以“中国梦”也变得这么文艺。

但“心灵鸡汤”多半经不起推敲。“推敲”是这个时代普遍欠缺的精神。人们喝惯了三聚氰胺奶,冷不丁被人告知有毒,多半心里的负担比胃里更大。

 

因为亚洲文化普遍的集体主义精神,个人经常被忽略,所以“你光明,中国就不黑暗”乍一听显得无比正义。

 

但是我们换个句式,比如换成我们生活中的场景。谁会说这样的话?

母亲对熊孩子说,“你乖一点,家里就太平了”;老婆对不争气的老公说“你他妈的不惹事,咱家就没事”;老公对败家老娘们儿说“你他妈的不作死,咱俩就不会死”。

听明白了吗?因为“我”不满意,所以要求“你”;因为“我”管理水平不够,所以希望“你”有道德自责感。“我”得让“你”觉得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需要“你”自省以及自我管理。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如果是对林徽因说,那的确是告诉她放过徐志摩和金岳霖。如果是告诉她的追求者,那的确再明白不过——小三们,差不多就行了,老娘现在嫁着人呢!

在国家层面,号召“你光明”意味着什么呢?

美国的民主党,号召“你光明”一定是针对华尔街的,“你他妈的赶紧把钱拿出来,你光明了,贫困阶级才能免费医保”;如果共和党号召“你光明”,那一定是减税的,“你们这些蛀虫,别他妈的指望不劳而获”。

其实还不是多党制的问题,有统治阶级和暴力机关存在一天,就没有全民泛道德。所谓“你光明”并不代表号召者先身体力行。一定是先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宣传工具”。

因为“你光明”的话,就不会抱怨社会管理的问题,就心安理得接受“大国崛起”和“民粹主义”。“你光明”的话,那些卷款逃跑的高官就能光明;“你光明”的话,那些不作为的机构就继续尸位素餐;“你光明”的话,就更容易“被代表”,让那些黑暗和罪恶成为“灯下黑”。

 

每个人本身都不黑暗。学校水房,若不是你的热水瓶被偷,你不会动了盗窃的念头;生活中,若不是你受了欺压,你不会想着先去欺负别人。所以每次我们想要黑暗的时候,不是要反思自己的道德水准,而是应该先质问一下是什么样的环境和情境,把我们逼到“作恶”。

 

而且话说回来,专注老百姓这点小恶往往会忽视战争,腐败,政令失误等大恶。对于大部分老百姓来说,拿“我光明”要求自己实在太高估自己的能量了。露骨点讲,以你的能力,你根本坏不到哪去,你的黑暗没有任何能量。

 

光明和黑暗都是契约精神下的产物,日本的“路不拾遗”和越南的“坑蒙拐骗”不单单是人种的区别,背后有政治经济的决定作用,也有随之而来的对社会契约的认同。你看不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穷国在全球化冲击下依然保持“我光明”,你也看不到一个高度发展的“富国”人民,保持大面积的“我黑暗”。

唯一的例外是那些高度专制的国家,以国强民弱支撑大国野心。像我们的邻居苏联,曹县,像我们的亲密战友古巴,越南。他们的国家“光明”,但他们的人民“黑暗”。

 

不要问我为何做了妓女,也不要问我为何做了乞丐;不要问我为何做了流民,也不要问我为何身陷囹圄。不是我天生黑暗,而是我无法“光明”。

 

相信自己的能量,并且相信个体解放是未来的趋势,只有这样才是“光明”。光明是启蒙运动(Enlightment),光明是找到自己之于社会的存在感(Existence),你若有这样的“光明”,中国才能不黑暗。

 

而你若相信Propaganda宣讲的“正能量”,你若坚守脆弱的善良,你若批判别人的思辨和忧伤,那么就真的是,“你越光明,中国就越黑暗”。

声明:【凡未标注版权,其内容归作者所有。若未能找到作者和原始出处,往谅解,如原作者看到,欢迎联系认领,我们会在后续文章中标明,如有侵权,请联系小编,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删除。多谢】

革命怎么会从理想变成罪孽?

作者:旅美学者李劼
一部中国近百年现代史,要说诡异很诡异,要说简单又很简单。自辛亥以降,既是在上升,又是在下降。那样的上升,可以描述为洋务运动开启的改良进程依然前行,致使整个中国社会得以持续其现代化演进。从清室逊位,到国会开张,从帝制复辟的不得人心,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呼百应。而那样的下降,则由前清遗老王国维作了未卜先知的警告:先共和,后共产。只是这样的预言在当时甚至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被人注意。人们沉浸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一个接一个的革命之中。这些革命一次比一次暴烈,一场比一场凶残,最后在六七十年代终于跌入最残暴的谷底。六十多年过去,中国人直到90年代才突然发现,当年王国维的预言,是多么的意味深长。倘若说,王国维的自杀乃是先知般的退隐,那么六十年代诸如北京的老舍、上海的傅雷他们的自杀,几乎都成了迟到的幡然醒悟。
革命怎么会从理想变成罪孽?许多中国人也许至今不曾想明白,一如他们至今没有弄清楚,那个被国共两党奉若神明的孙中山,在历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革命角色。历史的诡异,总是造成一些角色的含混。而史家笔下的历史,又总是按照胜利者的意志撰写,致使刻意的含混不清和黑白颠倒在所难免。在诸如袁世凯和孙中山、汪精卫和蒋介石之类历史人物的角色对比上,鲜有董狐直笔。
而民国政治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宋教仁,又是被全然边缘化的:不是被史家遗忘,便是被漫不经心地一笔带过。虽然早就有人说过,历史就像一个被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但人们对真相的寻找,也同样从来没有间断过。过于耀眼的角色之所以会最终经不起推敲,是因为由诸多细节组成的历史,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加以标画。
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要说简单其实很简单,始终徘徊在改良和革命之间。是励精图治,还是造反有理?这可能是梳理中国一百多年历史的首要提问。几乎在历史上走过的每一个风云人物,都曾在这样的提问面前,作出自己的回答。根据他们的回答,可以画出两个不同的历史座标:一者是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个比一个造反有理。一者是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再到袁世凯,经由半个世纪的沉寂之后,突然又冒出一个邓小平,前赴后继地选择改革开放。
从这两个座标上,人们可以看出,其中最为诡异的乃是,改良被革命所扭转。而最富戏剧性的则是,六十年代的疯狂革命,会变成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倘若把这百年历史倒过来看,人们又可以发现,与八十年代的邓小平终结了毛泽东的革命相反,清末民初的孙文造反打断了自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的改良进程。
袁世凯毋庸置疑不是一个革命家。从经世致用的延续性上说,袁世凯是曾国藩李鸿章们的传人。要不是袁世凯在复辟帝制上给自己画错句号,此公可能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首席政治家。正如曾国藩的不图江山以求变革,立意高远;袁世凯的挟武昌首义之威,以恭请清室逊位,同样也是前无古人之创举。此举不仅在中国大一统王朝替换的历史上前所未有,即便比之于英国的光荣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毫不逊色。一个政治家之于历史的创造,有时就在于打破因袭的陋习,改变陈旧的游戏规则。就此而言,从曾国藩,经由李鸿章,最后到袁世凯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卓有成效的。

 

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中国历史走出原地踏步式的循环,成为可能。然而,这一代改革家的致命局限在于,相应的改革话语始终阙如。中国式的造反有理,源远流长。从陈胜吴广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一直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乃至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更不用说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个比一个说得头头是道。然而改革的话语在哪里?研习宋明理学出身的曾国藩无言以对,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也不知就里。正是这样的话语空白,致使梁启超、杨度他们似是而非的立宪主张,冠冕堂皇地成了袁世凯重捡皇袍的籍口。
所谓话语阙如,倒也并非意指没有出现一言九鼎的思想家。当年日本人在明治维新过程中,也没有出现改革话语的大思想家,也像中国晚清时期的改良一样,一代代摸索而成。但是,日本人没有沉重的传统桎梏。中国不仅有源远流长的中央集权专制传统,还有一个与之相应的孔儒话语体系。

 

不仅如此,更有一个与专制王朝相匹配的江湖造反传统,两者构成一个王朝更迭的恶性循环。此外,还有一个与孔儒话语体系互相补充的权谋话语,过去叫做法家理念,彼此交织为一个封闭的思维空间,从而形成一种要么做奴才要么做流氓的文化心理。这样的结构就国民而言是顺民和暴民的对应;就统治者而言,则叫做王道和霸道。所谓王道,便是孔儒的纲常伦理,这是中国文官传统的主要精神支柱。所谓霸道,便是韩非子式的权谋,并经由《三国演义》为全体中国人所烂熟于心,成为宫廷政变、草莽造反、江山争夺、王朝易手的权术智术。
比起日本武士道的直截了当,有类于西方面对面的决斗传统,中国式的权谋心术却极其复杂,十分阴暗,之于人心的败坏程度,与孔儒礼教可谓不相上下。历史的这种因袭,致使中国的改良,不得不在思维方式和话语构成上走出儒教和权术构筑的封闭空间。因此,改良的思想和改良的话语,变得不可或缺。而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起因所在。
习惯江湖造反的孙文,缺乏宋教仁那样的现代政治意识。孙文虽然口头上讲的是三民主义,但骨子里向往的却是洪秀全式的成功。孙文既看不懂袁世凯的政治操作,也不明白宋教仁何以力劝他从事议会政治。只是迫于袁世凯获得了日本人支持的压力,孙文一度黯然退场,假装去从事铁路建设。及至宋案突发,孙文马上理直气壮地回到他的草莽造反,并且乘机以江湖帮会方式整顿革命党,强迫党员以按指印的方式效忠老大。
尽管号称孙大炮,骨子里却非常喜欢耍弄见不得人的阴暗手段,尤其擅长派人行刺,甚至暗杀诸如陶成章那样的革命同仁和政治异见者。顺便说一句,孙文这种喜好暗杀的毛病,后来由蒋介石继承。蒋介石不仅以行刺发迹(暗杀陶成章),而且以行刺坐大(四一二清党时暗杀共产党领袖人物),更以行刺(刺杀汪精卫)成为如日中天的抗战英雄。
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历次革命,通常具有躁动不安和异想天开的特征。用毛泽东的说法,便是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描述的诗情画意。革命家总是有如躁动于母腹中的婴儿,而革命又总是带着遥远的海面上可以看得见的桅尖之类的幻想。与此相反,改革家通常需要的是,关键时刻沉得住气的宁静,一如古人所说,宁静以致远;除此之外,还需要现代商业文明应有的务实精神。
倘若没有沉静的内心修为,曾国藩在举兵北上时是选择赵匡胤式称帝还是退一步选择和平改良的历史紧要关头,说不出“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的绝句。而也正是曾国藩的这一选择,无意间打破了王朝更迭的历史循环,开辟了和平改良的现代化之路。至于务实,李鸿章则是一个典范。在此仅举一例,便可洞悉。当年,李鸿章在日本挨了一枪,从血泊中惊醒过来,马上恢复谈判者的清醒,向伊藤博文讨回一个亿的赔款。可悲的是,李鸿章此举非但没能得到千百万同胞的掌声鼓励,反而换得一个卖国贼的恶名。
按理说,在夏威夷长大的广东人氏孙文,应该具有这两种品性。可是,孙文革命既没有夏威夷般的沉静,又没有广东生意人的务实;仿佛天生就是一个被热情和幻想驱动的革命家,号称孙大炮。倘若说,孙文革命有什么实际之处,那就是孙文发现,其江湖造反比起列宁主义远为逊色。列宁主义使造反变得空前的理直气壮,并且具有极为有效的操作性,学习起来也相当方便,不需要像读博士一样从马克思的《资本论》读起,只消照搬十月革命的那套方式,组党,建军,虚构一个革命的意识形态,打造一种网罗各种政治力量的方法,再成功地把底层民众煽动起来,天下便唾手可得,用后来毛泽东的总结叫做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因此,革命家的学历根本不重要,革命领袖又通常是因为书没读好而产生。几千年来,中国人在被愚昧化之余,倒是有个根深蒂固的谋生观念,学而优则仕。中国晚近历史上先后三个最为响当当的造反者,都跟他们不能学而优有关。倘若洪秀全能够秀才举人一路考上去,那么就不会有天王造反的故事了。同样,假如当年的湖南师范生毛润之风尘仆仆地投奔北京大学之后,能够像梁漱冥那样被蔡元培看中执教,甚至也混个大学教授什么的,那么共产党的队伍里也就不一定会看到毛泽东的身影了。相比之下,孙中山的丧失学而优之途,并非机会不够,而是心气浮躁,缺乏十年寒窗的耐心。那个博士称号之于孙文,与其说是尊重,不如说是讽刺。孙文好高骛远,却又志大才疏。孙文革命的主要特色是狂想和热情。所以有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暴动。几乎每一次都要流血牺牲,而孙文又每一次都毫发无损。也许黄兴知道个中奥妙,所以在仓促的二次革命发动之际,让孙文先走,自己留下来承担风险。孙文革命的一个最大喜剧性在于,所谓辛亥革命的两大主要构成事件,全都跟他无关。一者是武昌首义,孙文根本不在场,据说正在美国打杂。一者便是清室逊位,乃袁世凯的杰作,跟孙文毫不相干。但孙中山自有孙中山的运气,翻来覆去地折腾到最后,终于找到了造反有理的知音——苏联的列宁同志。与日本人当年的亲袁疏孙相反,列宁对孙中山赞不绝口,彼此一拍即合。孙中山折腾了大半辈子的江湖造反,由此转入正轨,输入了列宁主义的血液。从建党到军火,从组建黄埔军校到请来苏联顾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相应地改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比起洪秀全假借上帝名义起家,此刻的孙中山显然像样多了,也踏实多了。钱饷枪炮,政党军校,一应俱全。孙中山由此重整旗鼓,踌躇满志。用毛泽东的诗词形容,颇有一番“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意思了。背靠着苏联,孙中山终于找到了一条扫平诸候、一统天下的革命道路:北伐。
孙文革命表面上声称三民主义,号称走军政、训政、宪政道路,但骨子里,或者说下意识里,却颇有成为一统天下的真命天子的情结作祟。当初与袁世凯角逐,孙文怀有这个情结。后来宣称二次革命,也跟这个情结有关。乃至袁世凯死后,孙文的这个情结依然存在。其时,国会里的议会政治,随着宋教仁的被刺而烟消云散。此后的国会,变成了各式政客走向独裁的工具。只不过有的政客在北京折腾,有的政客如孙文者,则在广州折腾。当年被袁世凯夺走的大总统一时讨不回来,孙中山强迫广州的非常国会,把他选做了非常大总统。正是在孙文当上非常大总统的时候,联省自治的政治理念开始如日中天。其中,不乏基于地方利益者,但也有不少基于政治理念者,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者。在联省自治的主张者们心目当中,当年两广、两江、湖广总督在慈禧太后策动义和团作乱时的东南自保,记忆犹新。封疆大吏的那个举措,无意间削弱了中央集权专制,从而激活了地方上的经济文化,及其创造的自由和活力。因此,这个理念在当时已然深入人心。就连初出茅庐的毛泽东,都曾倡扬过湖南独立、联省自治。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之于一统天下的那种迫不及待,不仅触怒了赞同联省自治的学者革命家章太炎,而且导致革命的亲密战友陈炯明与之分道扬镳。章太炎的不认同不过是拂袖而去,而陈炯明的异见却是有实力诉诸枪炮的。被陈炯明武力逼离广州的孙中山,老羞成怒,把对方打成反革命。其行径一如三十多年后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硬生生地给彭德怀扣上一顶里通外国的反党野心家帽子。可以说,陈炯明的断然举措,既是对孙中山的严厉警告,也是联省自治派对一统天下者的最后规劝。即便同样的投身革命,也有一个以革命方式选择现代民主政治还是把革命之酒装回中央集权专制之旧瓶的区别。但素有洪秀全之志的孙中山,是不会因此回头的。一旦得到苏联的全力支持,孙中山马上准备着手以暴力革命一统天下的北伐战争,渴望成为中国的列宁。要不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孙中山并非没有希望如愿以偿。但对于国民党来说,孙中山却死得十分及时,因为照着孙中山的路子走下去,国民党早晚会被共产党吞并,在孙中山的统一领导底下,唯苏联马首是瞻,就像后来的东欧诸国一样。只不过孙中山的死,也给国民党带来一个难题,不知该把共产党怎么办。就像共产党从来没有把国民党放在眼里一样,国民党也从来没有读懂过共产党。这并非说,国民党的领袖们学历不够,而是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打上孙中山的江湖帮会印记,既没有宋教仁坚定不移的议会政治意识,又茫然于共产党的五四文化资源。非常戏剧性的是,这两者又恰好是当时的共产党领袖陈独秀所长。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首席领袖,陈独秀的文化视野,是孙中山所望尘莫及的。一个是中国新文化的先驱,一个是在夏威夷唐人街长大的无业游民。孙文早年的所谓行医,与其后来的所谓革命,是一样的江湖。陈独秀的革命起点,是五四《新青年》杂志之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号召力。相比之下,孙文革命不过是一次次鬼鬼祟祟的恐怖活动。革命的起点之于革命者,通常具有终其一生的影响。当共产党和国民党合到一起,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两党的领袖却天然的情同冰炭。在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的陈独秀,在文化上激进,在政治上温和(相比于共产党内的许多激进领袖)。陈独秀天性厌恶江湖造反,认同议会政治,乃至同情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当主张联省自治的陈炯明最后落败之后,陈独秀主动找上门去,表示友好,并且希望彼此有所合作,共襄大业,等等。而习惯于搞江湖帮会的孙中山,可能至死都没能弄明白,什么叫做议会政治。由此可见,历史确实十分偶然。假设当初宋教仁没有被暗杀,并且替代孙中山成了国民党的头号领袖,那么后来的国共合作就会有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但历史的偶然性是不能假设的。历史的事实是,同样由苏联扶植起来的国共两党,彼此最初的领袖,并不互相认同,更不互相买账。当然,陈独秀的这种议会政治倾向,不会得到苏联的认同。苏联要的就是孙中山式的造反,孙中山式的大一统情结,从而能够通过操纵国共两党,最终取代列强,独霸中国。苏联及其共产国际与孙中山之间的这种默契,决定了陈独秀最终只能出局。或者可以这么说,那场大一统的战争一开始,陈独秀就像之前的陈炯明一样,注定要从历史舞台上被逼退。就算苏联顾问不清除掉他,也迟早会被党内的竞争领袖者排挤出局。倘若说,历史的河道在二次革命还只是一个生硬的转折,那么到了孙中山操办的北伐战争,全然定型成暴力革命和一统天下。抗战胜利后的那场国共争霸,不过是北伐战争的一种历史延续罢了。更为悲剧的是,陈独秀的议会政治理念,即便在共产党内,也得不到认同。革命,通常是一种激进的比赛。革命党人最热衷的作秀,便是作出更加革命的姿态。陈独秀在从新文化运动走向政党革命的过程中,并非没有冲动没有激进过,但那样的激进不断地被更为激进的其他领袖所超越。工运领袖比学运领袖要激进,农动领袖又比工运领袖更激进。澎湃的广东农民运动算得激进了,殊不知,毛泽东倡扬和推动的湖南农民运动激进到了疯狂的地步,以义和团的狂热,以太平天国的架势,猛烈扫荡乡村士绅阶级,同时又引发一场场城市暴动。这样的疯狂,虽然直到四十年后才演变成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灭顶之灾,但在当时也已经足以令人心悸。不仅王国维从中看出了历史的劫难,即便是正处革命势头上的国民党人,也不堪忍受。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独秀和孙中山互为对方的掘墓人。孙中山设计的北伐,为倾向于议会政治的陈独秀挖好了坟墓。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则是孙中山的死穴。孙中山至死都不知道,北大的《新青年》杂志是怎么回事。从历史的承接性上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洪秀全造反的延续,而是曾国藩们开创的现代化历程的一个逻辑结果。从同治中兴开始的实业现代化、军事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到袁世凯和宋教仁在国会博弈中演示的政治现代化,必然引出的下一个历史环节便是文化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不能总是在一种失语的状态里进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始终滞留于宋明理学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孔儒之教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中,已然枯竭。在打倒孔家店的偏激背后,可以感受到时代的脉搏。科学和民主的理念取代三纲五常,乃是历史必然趋势。要不是受到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这场文化变革完全可能走向改革话语的确立,而不是悄然转向毛式话语的崛起,致使白话文的普及最后沦落为暴力革命和毛氏暴政的帮凶。不过,即便是毛泽东最后摄取了新文化运动的资源,也不能否认五四文化在刚刚面世的时候,确实给中国社会注入了一股鲜活的朝气。陈独秀及其《新青年》,成了时代的风向标。北大,成为新锐青年人人向往的圣地。也许只有孙中山那样的江湖草莽,对此茫然无知。这与其说是孙文太低能,不如说是此公心里被大总统情结塞得太满太结实。当年失去的那个人君之位,成了孙文革命的重心所在。孙文宁可跑到北京和东北大盗张作霖谈天论道,也不曾下榻北大听听《新青年》诸君在说些什么。
孙中山在文化上的这片空白,给后继者蒋介石造成了致命的精神缺钙。虽然蒋介石意识到孙氏国民党过于江湖草莽,努力研习曾国藩以求补课,但骨子里却依然像孙文一样,是个文化上的智障人物,现代白话汉语的失语者。在后来的国共逐鹿之际,毛泽东在话语上有如猫捉老鼠一般地玩弄蒋介石。毛泽东可以随心所欲地指鹿为马,蒋介石却只能之乎者也地发布不伦不类的电令。真要说起来,蒋介石还算是在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上海混迹过的。
按理说,在文化上狂飚突进、在政治上理性温和的陈独秀,较之于在文化上一无所知、在政治上野心勃勃的孙中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类人。但由于苏联人的需要,也是在苏联人的旨意之下,被强行拧到一起。苏联人又给孙氏国民党和陈氏共产党,不动声色地喂了同样的列宁主义狼奶;致使以后的革命,只能成为谁更豺狼的比赛。红军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的厮杀,双方全都残暴得令人发指。由此反观孙文当初的引进列宁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作孽。相比之下,张学良在日本军队入侵之际下令不抵抗的仓惶出逃,不过是花花公子的小菜一碟。先是王国维的预感,然后是陈独秀的出局,这两个标记性人物的黯然退场,其实已经预告了中国的历史,将陷入什么样的灾难。北大《新青年》,清华国学院,这两处最为精英的文化之地,最后全都淹没在黄埔军校的甚嚣尘上里。孙文策划的那场列宁主义大一统战争,彻底中断了自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再到北大《新青年》和清华国学院的中国历史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北伐以后,中国完全成了先秦韩非子所言的乱局:当世争于力气。换句话说,谁最流氓谁为王,有枪便是草头王。各党各派,各路豪杰,各式枭雄,没有人再会相信什么议会政治、什么国会博弈,协商成了欺骗,你死我活才是真理,一如毛泽东的总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孙中山竟以列宁主义的方式,为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准备了两个势如水火的政党。比起当初逼迫党员效忠,孙中山的重组国民党无疑规范了许多。只是孙中山籍此给国民党输入的列宁主义血液,迫使国民党之于宋教仁的记忆,变得极其遥远;以致蒋介石以后的国民党,只知顶礼孙中山,根本不提宋教仁。既然接受了苏联的喂养,那么只能选择联俄联共的权宜。孙中山一面给国民党清除了宋教仁议会政治的记忆,一面又给国民党准备好了日后你死我活的难兄难弟、生死冤家。倘若说,这也算是对中国历史的贡献,那么并不是中国民众要求孙中山这么贡献的,而是孙中山基于自己的政治利益和革命幻想强加给中国人的。而国人的愚昧则在于,他们非但不痛恨孙中山替他们准备了历史的劫难,反而跟随着国共两党,朝着孙中山顶礼膜拜。
在国人一团浆糊似的记忆里,有关秦始皇、李世民、朱元璋之类的帝王,却十分清晰,从不模糊。几千年的帝王崇拜,一旦泛滥起来,即便没有孙中山也要找个孙中山,没有毛泽东也要找个毛泽东,更不用说已经有了,已经降临了。因此,日后的劫难,倒也并非孙文一人之功,而是有劳于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作祟。挨了一枪的李鸿章替中国人讨回一个亿之际,国人齐声痛骂。宋教仁因为开创议会政治而倒在血泊中的时候,国人一脸茫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一旦孙中山开办黄埔军校,准备北伐战争,国人马上看懂了,立即响应了。国人全都知道秦始皇是如何一统天下的。最不济的,至少也知道洪秀全是如何造反的。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太书生,清华国学院的学问又太高深,唯有黄埔军校,才是实现人生理想的方便法门。正如毛泽东的暴政,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也是投了中国民众的所好;孙文革命的暴力方式和大一统目标,实在是中国民众最为认同最为倾心的。早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民众送来马列主义之前,中国人已经在《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里学会了如何造反,如何争夺天下。由各式帝王主宰的历史,民众的愚昧,一如对权谋的崇拜,必不可少。

(end)

 

~Lady-Sea每日国学~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鲁迅

 

Lady-Sea国学私塾招生:国学的尽头未必至善,但美德的本质必是知识——基于这一冷静理性的定调,Lady-Sea国学私塾以旨趣雅正、价值中立、开启智慧为教育理想,立意于溯源纯正华夏、传承国学血脉,以学童受用终身为我们存在的意义。知识结构立体,珍视每一颗灵觉不昧的初心;致力于帮助学童剥去国学的坚硬外壳,直抵华夏文明最纯真挚朴的原初,并在纯正的国学学习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详询私信号:Lady-Sea

 

深圳一沙滩游客留下362吨垃圾 清洁工中暑送院

来源:羊城晚报

原标题:深圳一沙滩游客留下362吨垃圾 清洁工中暑送院

“沙滩上到处都是垃圾,海风中夹杂着太阳晒着垃圾散发出的腐臭味,就像在垃圾场中一样,作为城市名片的大梅沙海滨公园,这个样子太影响市容了。”3日下午,躲开端午节人流赶过来“亲海游”的市民张女士进入大梅沙海滨公园的沙滩浴场,感到一阵阵的晕眩和失望。

一眼望去,到处都是高峰人流走后留下的各种生活垃圾,忙碌的保洁工人拿着工具艰难地从细沙中清扫,还有数千市民置身其中,选择了视而不见地与海嬉戏。难以忍受不堪环境的张女士,犹豫再三,最终还是不愿以垃圾为伴,带着一家大小走了。

端午节近5万人夜宿海滩

据深圳大梅沙海滨公园管理处统计,在5月31号、6月1号和2号,公园分别迎来9.6万、19.4万、19万人次的人流量,除了人太多外,最让公园措手不及的是,游人们还在夜晚占领沙滩,最高峰在1号晚上,居然有4.8万人在沙滩过夜。

记者走访了解到,深圳大梅沙海滨公园是一个开放的免费公园,按照管理规定,游人不允许拿帐篷入内,所以过夜的市民,大多是在沙滩上铺一张凉席就在海边呆了一夜。

虽然园方在沙滩上放置了六百个垃圾桶,并配备了一两百名保洁员,但因沙滩上到处都住着人,有部分市民能将垃圾收集着放入桶内,而更多的人却贪图方便,把垃圾就近扔在凉席边上。据统计,三天来,分别留下了65吨、142吨、155吨垃圾。

“晚上沙滩上人密密麻麻的,清洁不了,游人睡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才起来,九到十点才陆续散去,清洁工原本是5点半作业,避开游人只能到十点后顶着烈日收拾垃圾,已经有七八个人中暑送院了。”大梅沙海滨公园管理处副主任赵守元解释说,主要因为市民不自觉,以及人太多两个原因,除了1号早上处理得比较好以外,到了1号晚上以后情况就很糟糕了,前一波人走了,2号中午前才清理了一小部分,到了2号下午四五点后,又陆续来了七千多人占领沙滩,所以到3号早上,垃圾是越堆越多,被游客发到网上的照片才那么触目惊心。

大梅沙沙滩质量日渐变差

公园管理处表示,3日晚上,他们基本上把市民遗下的垃圾清理完毕了。

记者在现场走访发现,除了果皮、废弃的凉席、瓶瓶罐罐等物品外,沙子底下其实还藏着瓜子皮、纸碎、吃剩的肉碎等细小的垃圾物品,这些东西掩盖在沙子之下,往往需要清洁工清理多次后才能处理彻底。据现场清洁工分析,一般而言,每次假期过后,大梅沙沙滩质量都会变坏一些,这种质变不是光靠清洁收拾就能改变的。

记者调查了解到,大梅沙节日后垃圾满地的现象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早在2009年,管理者就曾想过向入园者配发垃圾袋,或者实施罚款等方式杜绝乱扔垃圾行为,但终究游人太多,实施困难,效果不明显而不了了之。

如何管好垃圾愁煞管理者

目前,大梅沙实施的是限时限量管理制度,每天一个时段内最高接纳五万人次游客,并在凌晨一点后闭园。

“每到节假日,其实我们都是被迫加班开园。”赵守元解释说,比如这次的“六一”和“端午”,作为免费的市政公园,一方面不可能赶客,另一方面,园区在几年前也曾经试过不让市民在沙滩上过夜,但到了晚上,这些游客都堵在园外,太晚了又没有了公共交通疏导,反而导致大梅沙各路段大混乱,因而,不让游客在沙滩上过夜也难以实施,各方压力太大。

高考零分作文《时间在流逝》精选

高考零分作文《时间在流逝》精选

当我从小学的少先,到中学的共青,再到今天走上考场,变成共产,我很彷徨。我在内心一遍又一遍的问自己,如今的大学,是上?还是不上?时间在流逝,内心很纠结。

今年的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劝我们: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上了大学户口就回不去,那就杯具了。留在城里,高房价,高物价,高生活成本,这“三高”岂是一般农村家庭能够承担?我不怪这位人大代表的歧视性语言,因为我爸不是李刚,我也没有“五道杠”,我必须好好考虑这个问题,时间在流逝,内心很纠结。

我家只有4亩地,小麦和水稻亩产一千斤(不干旱的话),一斤水稻或麦子0。98元(前几年五毛左右),一年两季毛收入8000元,扣除农药化肥等成本,一亩地能赚400元,一年纯收入3200元。我还知道,我们伟大的国家,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每年超8%增长,外汇储备超万亿,全民沐浴在幸福的春天里,享受比太阳更光辉的公平和正义……我家是落后分子,我很愧对国家,给国家丢脸了,就因为,即使我今年考上了清华,我也无法承担高昂的学费和CPI高涨的消费。所以不是农村孩子能不能上大学,而是拿什么去上大学?不是我爱不爱国,而是国家拿什么让我来爱?也不是我上不上大学,而是大学拿什么让我来上?时间在流逝,内心很纠结。

北大的教授对自己的学生说:40岁挣不到400万,就不要来见我,我也不认你这个学生;云南的教授对学生说:我开的是宝马,手机号码7个8,你们那些破手机扔了吧;同样是今天,西安音乐学院的钢琴激情杀人犯药家鑫,毫无人性的八刀,让自己很不光彩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谨代表南科大的45名同学,问问教育部,钱学森也问过,现在的大学怎么了?现在为何没有学术大师了?我还能在大学学到什么?朱清时校长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时间在流逝,内心很纠结。

我知道,能考上大学,几乎是所有年轻人的梦想,也是我的梦想。我梦到了清华大学那庄严的大门,气派的“真维斯”楼,以及里面“光溜溜的屁股”。有钱人摸摸这个看上去还比较光滑紧翘性感的屁股,说:好,开个价吧。我真的很郁闷,刚刚被故宫“撼”翻,这次又被清华雷倒,既然有了“真维斯”楼,那等我进清华,是不是要在“杜蕾斯”楼、“苍井空”楼、“花花公子”楼……里面上完我的大学?!当学术和道德都沦为向钱看的时候,龙的传人还是龙吗?那是龙虾,有钱人的美味,我这穷N代,能消费的起吗?时间在流逝,内心很纠结。

我在参加这场高考前,遇到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师兄,我虚心的请教:请问能告诉我你上大学的感受吗?他茫然的拍拍我的肩膀:小师弟,当4年的欢乐与激情过后,大学提起裤子,冷冷的对我说:你可以走了,把青春和金钱留下。我才发现,不是我上了大学,而是大学上了我,这就是我最大的感受……我内牛满面,激动的握着他的手:大师兄,你是好人哪,谢谢你提醒我,让我做好了被奸的心理准备。我终于明白了,不管我上,或不上,大学都躺在那里,不伦不类。不管我喜欢,或不喜欢,高考必须要参加,不增不减。默然,无奈。时间在流逝,内心很纠结。

看着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的女一代,看着弹钢琴激情八刀的男一代,我彻底茫然了,我仰望星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如今的大学,精神倒了,向金钱磕头了,拜金了,这样的奴才嘴脸,我怎能相信教育出来清清白白堂堂正正挺直脊梁顶天立地的学生?“让奴才教育你的孩子,进去的是人才,出来的只能是奴隶!”时间在流逝,内心很纠结。

在这操蛋的年代,看着这操蛋的时间在流逝,我还在苦苦的思考:上,还是不上,这个操蛋的大学?……铛铛铛,交卷了!我一脸稚气的问监考老师:我还没考虑好呢,能不能再给点时间呀。得到的回答是冷冰冰的一句话:这么长时间干嘛去了?没写完,0分!……

其实我想对老师说:上还是不上大学,纠结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十三亿中国人,只是我说了而已。我和他们都坚信,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的高考以及教育制度,一定不会让大家再纠结的。时间而已

中国的信仰就是:去他妈的!活下去最要紧!—陈丹青给力发言

中国的信仰就是:去他妈的!活下去最要紧!—陈丹青给力发言
陳丹青:兩千年文脈已斷
核心提示:
從*河蟹词*到現代建設,人們有意無意地砸掉、拆掉、毀掉代表著傳統文化的古時建築和文物,有學者就此憤慨地評論“找不到任何一個國家像我們這樣急於踐 踏自己的文化”,而著名文化人物陳丹青卻語出驚人:這是“中國人大氣的一面”,因為對中國人來說“活著”就是最偉大的信仰,即使“兩三千年以來遍佈全國的 草根文脈已被切斷”。
中國人最偉大的信仰:活下去最要緊
鳳凰網文化:你怎麼看現在的國學熱?
陳丹青:國學要熱就熱,可以“養”很多官員嘛。就像錢文忠說中國國學基礎很差,開那麼多孔子學院,他想不通老師從哪兒來,想的太天真,一成立孔子學院,院長、副院長、黨支部書記就都有飯吃了?!中國最要緊就是混飯吃,大家都有口飯吃,管它什麼文化。
鳳凰網文化:為什麼現在商業突然開始利用文化?
陳丹青:人太多,該利用的都利用過了,忽然想起來把文化忘了,乾脆來弄文化,這也是一種文化,機會主義文化。活著一天是一天,逮著一件事是一件事,中國人是不講原則的。這是中國人最不好的地方,也是中國人最好的地方。
鳳凰網文化:這是因為中國人普遍沒有信仰嗎?
陳丹青:是沒有西方那樣的信仰。中國人有自己的信仰–活下去最要緊,這是很偉大的信仰。什麼東西有用咱們就用,沒用就打倒它,如果翻翻歷史發現有用,又會 再拿出來,中國人不講原則,不像歐洲人按照一個哲學系統、思想系統來處理國家的事和私人的事,照胡蘭成的說法叫“無故一本正經”,永遠在問“我們從哪兒 來、我是誰,我們往哪兒去,這一切到底有什麼意義”……中國人不管這些,一會兒很慫、一會兒很倡狂,但是他總能過自己那關。
鳳凰網文化:像劉震雲的紀實作品《溫故1942》,寫河南大災荒時,人們賣國求榮也要活下去?
陳 丹青:對!我覺得文化最好的辦法就是讀史,遠的讀不懂算了,近代史多讀。雖然近代史以前被掩蓋很多,但現在慢慢在拼湊、還原,很多史書已經出來了,像張鳴 寫辛亥革命的書(《辛亥:搖晃的中國》),裏頭還是有很多實情的,你們自己去判斷這100年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這就很有文化。
城市鄉村化PK鄉村城市化:中國用60年毀掉5000年文化
鳳凰網文化:你之前說過,“人口流動已經讓上海的氣質改變了”,這種人口流動也是對文化的一種傷害嗎?
陳丹青:不僅上海改變了,到處都是一樣。改革開放前30年,1949年到1979年,就是我們這些城市人都給送到農村去做農民,“城市鄉村化”很成功的做到 了,我做了8年的農民;1979年到現在,“鄉村城市化”,農村人往城裏跑,變得城不城、鄉不鄉,沒有像先進國家那樣的大都市,也沒有先進國家那樣純粹的 農村區域,就這樣混在一起過。
鳳凰網文化:“城市鄉村化”會不會破壞程度小一些?
陳丹青:都破壞得很大。那個時候農村被改變得很厲害,農村地主被槍斃掉或者管制起來,地主的孩子都找不到老婆。農村破壞是從土改就開始。解放後,鎮壓反革命 斷了一段時間,然後人民公社後來弄不下去,國家經濟面臨崩潰。接下來是改革開放,農村慢慢富裕,現在又開始盤剝農村、佔用土地,農村跟官方的矛盾越來越白 熱化,就這樣,農村被掏空,完全被掏空了。現在的農村根本不是農村,只是暫時還沒有變成城市的一片區域,有人在那活著,那也不叫農民。
鳳凰網文化:*河蟹词*破壞和現在經濟開發,哪一種對文化破壞更嚴重?
陳丹青:都很嚴重,沒錢的破壞是一種嚴重,有錢的破壞也是一種嚴重。山西平遙的城牆之所以保護下來,是因為沒有錢拆城牆,結果留下一道城牆,當時全國的城牆 基本全拆了。比如北京,六七十年代的城市環境比現在有意思多了,那真是一座古城,現在哪叫什麼古城啊?也不是現代都市也不是古城,隔開幾塊地方,有個紫禁 城、有個故宮,其他地方全是高速公路、大樓–很奇怪的城市。
鳳凰網文化:為什麼中國人對於故鄉、對於傳統會有一種強烈的懷戀和追溯欲,像上世紀80年代中期還興起了“尋根文學”,而另一方面,又把傳統破壞得相當厲害,比如*河蟹词*或者拆遷?
陳丹青:說懷念是以前,現在已經不在乎了,“不要問我從哪里來”,你去問問民工,民工還在乎什麼家鄉?哪兒能打工就行。現在家鄉概念慢慢淡薄,拆遷拆得很多家鄉都消逝了。中國人最偉大就在這裏,尋什麼根啊?活下去最要緊。
這就是中國文化很重要的另一面,我從胡蘭成和一些零碎的文人書中讀到,中國人很大氣,毀了就毀了,摔了就摔了,忘了就忘了,他承受得起。中國人永遠不是像我 們想像的那麼排斥新鮮事物,看看麥當勞和星巴克的生意,經常比中國人自己開的餐館要好。這可能跟中國長期被異族統治有關係,唐、元、清,中國人跟異治文明 相處時又跟其他民族不一樣,會付出很大代價,會死很多人,但是高高興興繼續吃繼續喝,活著就好,保國保種就好。
我們一直活在五四文化激進主義的後果裏
鳳凰網文化:中國人破壞傳統文化的癥結在哪兒?
陳丹青:癥結就是“文化激進主義”,就是五四運動以後的激進主義。國門打開,跟西方人一打,失敗了;往外一看,落後了?就著急。我們的文明本來很穩定。2000年、3000年、5000年都沒有變,到19世紀末一看,不得了!趕緊抄!開始破壞傳統。
鳳凰網文化:你反復提起五四時期的人物和精神,你很喜歡那個時代?
陳丹青:也不是喜歡。這一切是從五四鬧起來的,他們也做了很多錯的、過激的事,“文化激進主義”就是五四核心:著急走極端、浪漫主義。我們都活在後果裏。
鳳凰網文化:今年恰逢魯迅誕辰130周年,蕭紅誕辰100周年,我4月份在周海嬰先生的追悼會上採訪過蕭紅和蕭軍的女婿王建中,他說他們正在策劃紀念,他們 不怕“沉渣的泛起”。你也寫《笑談大先生》紀念魯迅,你覺得當代需要召喚魯迅精神嗎?那個時代的反抗精神需要現代人學習嗎?
陳丹青:乖一點吧!魯迅是很不聽話的一個人,五四那一代精英:陳獨秀、魯迅、周氏兄弟都是山村地主的孩子,十九世紀的八零後。今天弄不起來“五‧四”那樣的 運動了,今天的精英,全國各地的大學生,都轉移到城市來,根本上是因為一個兩三千年以來遍佈全國草根文化的文脈全部被切斷,一個兩三千年文化搖籃就完全不 存在了。
所以不要召喚,也召喚不起來,大家還要混 飯吃呢。反抗的時代、革命的時代都已過去,現在就是大家顧自己,把自己弄的比較有文化就很好,穿的像樣一點、講話文明一點就很好,洗洗腳、按按摩、喝喝 茶,多生活。你一回家就有傳統文化嘛,爹媽管著你、三姑六婆管著你。如果你是農村來的,中國文化更多。
教育需剔除党文化 世界應傾聽年輕人
鳳凰網文化:你覺得在急促追趕經濟發展潮流的文化激進主義下,當下的人們應該從哪一步開始做起來,儘量挽留一些純粹的文化呢?
陳丹青:光開會沒有用,光呼籲也沒有用,我覺得就是別管文化這一攤,讓老百姓自己辦,自己玩。管好國防,管一些大的工業、航太就行了,但是60年來它從來沒 有停止過管制,什麼事情都在抓,好事是它在抓,壞了也是它抓,這也是一種文化–党文化。結果就是現在這樣。我們活了這麼大年紀才明白這是一個党文化,不是一個國家的文化。
鳳凰網文化:這也是你現在漸漸離開媒體的原因嗎?
陳丹青:對呀,我不想說套話,就沒什麼話了。我巴望最好早日完全離開媒體。而且我們這些50後的年頭不是很多了,總是被請來請去,而那些年輕人在想一些什麼、說一些什麼,他們在乎什麼,其實我蠻想知道的,應該給機會讓他們發出聲音。
但是我比較沮喪的還有教育,中國的教育實際上是“權力教育”。因為之前在清華教書,多少還要跟80後、90後溝通,他們都非常可愛,外形上跟我在紐約見到的 ABC孩子相差不大,那股單純氣息也很接近,可是一開口一交流,講的全是“國務院語言”,他不知道怎麼表達自己,我想起來蠻沮喪的。
鳳凰網文化:你以後的規劃是怎樣的?
陳丹青:我最近在做一件事情:攢幾個小錢,在每年拍賣上買一些世界的老影集,說起來也挺難受的,買的就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影集。日本人打這場戰爭非常認真 的,他一個階段戰事告一段落的時候,立刻會有精美影集出來給全國人民看。我在這些照片裏面看到了中國原來的城市,從日軍的炮和軍隊的後面看到了完整的城牆。
我很想跟人交流這個。其餘的,到了我這個年齡,馬上60歲,能活著、不生病就很高興,還規劃什麼?我被人規劃、被你們規劃;我走了,又被另外的人規劃。就是用來用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