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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溝橋的第一槍

日本研究近代史的學人,對七七事變的「第一槍」,三年前早已默爾而息,萬馬齊瘖,再也不敢置一詞了。因為…… 圖/林崇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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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夜,中日軍隊在北平市的蘆溝橋發生衝突,雙方進行交涉調解,日軍揚言演習失蹤的那名士兵志村菊次郎,也已在二十分鐘以後歸隊。這時卻響起了震撼全世界的第一聲槍響,爆發了我國為時長達八年的抗日血戰,迄今已達七十八年。

在歷史的記載中,交戰國雙方的中國與日本當局,都將蘆溝橋事變定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

蔣經國在〈建黨八十五周年紀念專文〉中,便指出「中國抗戰,是關係整個世界大戰成敗的一役」;更沉痛說,當時「我全國軍民浴血抗戰,悲壯慘烈,列強不但沒有正義的行動,而且還把戰略物資供應給侵略者;甚至還幫日本封鎖我們的國際通路,對苦難的中國落井下石」。

日本在1941年12月12日,也就是攻擊珍珠港後第四天,由「大本營與政府聯繫會議」為發動的太平洋戰爭定名,通過決議為「大東亞戰爭」;而由內閣情報局公開宣布「這次對米、英、蘭(荷蘭)戰爭,含中國事變,統稱為大東亞戰爭;雖稱大東亞戰爭,但並非意味著戰爭地域僅限於大東亞」。足見日本政府坦率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戰,自七七蘆溝橋事變開始。

西方記載兩次世界大戰,迥然有別,以一戰來說:「1914年6月28日上午十一點十五分,奧地利的斐迪南大公(Francis Ferdinand)及夫人,在奧匈帝國的波斯尼亞省(Bosnian)省會塞拉耶弗市(Sarajevo)遇刺身亡,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槍的人,是波斯尼亞省的塞爾維亞人(Bosnian Serb)加夫里洛普林西佩(Gavrilo Princip)」,足見歐洲史界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的人事時地,敘述得清清楚楚;但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卻略而不詳。

七十八年後,儘管是抗日戰爭勝利已到了七十周年,我們今天還有很多人要問: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普林西佩何在?說得更明確一點:

蘆溝橋事變,是誰開的第一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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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雖然將蘆溝橋事變納入世界大戰(World Wars),但對中日雙方誰啟動戰端,卻不分青紅皂白,一筆帶過,稱「1937年7月7日,中國與日本的部隊,在接近北京(應為北平)的蘆溝橋(馬可波羅橋)相互開火」。可見西方史學家對亞洲不求甚解,重大地名都不正確。

美國寫《旭日東升》(The Rising Sun)的約翰杜蘭(John Toland),對這一段史實,也寫得模稜兩可:他在書中第二章〈蘆溝橋〉(To the Marco Polo Bridge)中猜測:

「開槍的是什麼人呢?是否土肥原一派日軍,為了製造以兵力侵略中國的口實,而故意擴大事態呢?還是共黨為了觸發蔣介石和日本人之間的全面戰爭,以便於促成赤化中國的目標,而陰謀暗放的冷槍呢?」

西方史學界無法斷定蘆溝橋事變誰是禍首,中日雙方的史學家更是說法齟齬,歷經四十七年,迄無定論。

日人古屋奎二所著的《蔣總統祕錄》中,提及「第一槍由哪一方面射出,有人推是共產黨的便衣隊所發,藉以肇生事端。但(二十九軍排長)祈國軒說:『共軍的槍聲又是一種聲音,馬上就會聽得出來,並不像那樣的響聲。』」

李雲漢著《盧溝橋事變》一書,對戰後日本偏重「誰放第一槍」問題,淡然不以為意:「由於日軍在盧溝橋的演習是非法的,更由於盧溝橋事變已演變為兩國間全面的戰爭,所謂『第一槍』的爭論,已毫無意義。」(按:本文提及「蘆溝橋」因引文出處不同,部分作「盧溝橋」仍依照原文。)

「戰後日本出版有關盧溝橋事變的書籍,無不偏重所謂『第一槍』問題。暗示的用意是:誰放出『第一槍』,誰就要負挑起戰爭的責任。但問題並非如此簡單,不僅所謂『第一槍』迄今仍是『謎』,說7月7日夜晚盧溝橋畔射擊『第一槍』的一方,該負戰爭責任,也是草率而膚淺的看法。」

當時擔任北平大使館武官輔佐官的今井武夫少佐說:「最初的射擊有人認為中國兵偶然發生,或有計畫性者、或陰謀,此陰謀是由於日本軍的謀略,或由中共、或由尖銳抗日分子之謀略等。雖以各種方式調查,但至今仍然不清楚該項縱火者是誰。但不管如何,根據本人的調查結果,絕對不認為是日本軍所為。」

寫《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的吳相湘,在1960年,在東京面告今井武夫說:「第一槍問題是枝節問題,日軍當時在河北省各地的橫行無忌,才是觸發戰爭的真正原因。」

日方熱心討論「第一槍」的人,首先是事變時的當事人。如支那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等,都寫了「回想錄」和一些專文;寺平忠輔則著有《蘆溝橋事件》專書;當年在蘆溝橋演習的中隊長清水節郎「手記」,也被視為重要的史料。其次是歷史學者們,如貝塚茂樹、岩村三千夫、秦郁彥、臼井勝美,軍事評論家兒島襄,新聞評論家古屋奎二等,在他們的著作中,也都討論到「第一槍」的問題。軍史學家伊藤正德說得更爽快:「此一事件的發生,可能是共產黨的陰謀,無賴漢的製造事端,或無統制的反日中國軍人的惡作劇,反正均和日軍無直接關係。」

另外在日軍《北平特務機關日記》中,有關「對於華北事變開端」的情報,7月16日記事如下:

「冀察要人的有關華北事變談論如下:

事變的主角是(國民政府抗日)藍衣社駐平津第四總隊,該隊在軍事部長李杏村、社會部長齊如山、教育部長馬衡、新聞部長成舍我的組織之下,再由西安事變當時曾在西安的第六總隊之一部參加,以日本軍經常演習最頻繁的蘆溝橋為中心,巧妙地策畫,使日本軍與第二十九軍衝突,第三十七師完全中了它的圈套。」

日本有兩位教授,先後到台灣,都大談蘆溝橋事變「第一槍」的問題。

五十四年前,也就是1961年,日本亞細亞大學經濟學教授石村暢五郎來台,在淡江文理學院(淡大前身)作公開演講時說:蘆溝橋的第一槍,是共產黨的游擊分子,同時向中日軍隊開的,因為挑起中日戰爭,正是共產分子當時陰謀的最大目標。他還說,當時蘆溝橋衝突部隊的部隊長櫻井德太郎(實則為日軍北平陸軍特務機關少佐,兼第二十九軍顧問),是他的福岡小同鄉,戰爭結束以後,櫻井親口向他說的。

他這番說法,引起老報人龔德柏的反駁:

「我奉勸石村教授回到日本,找到重光葵著的《昭和之動亂》上卷〈北支工作〉六項(121頁至123頁)讀讀,就知道蘆溝橋日本一士兵失蹤,是對華北五省大舉侵略的開始。這項政策,是廣田內閣在1936年8月11日五相會議所決定的;近衛內閣出兵五個師團,不過實行廣田內閣的決策而已。」

二十六年後,1987年,也是抗戰勝利五十周年,台北召開「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日本拓殖大學的秦郁彥教授,發表了一篇論文〈蘆溝橋事變與蔣中正先生的開戰決意〉,文中提到「第一槍的『犯人』,依然是個謎」。他把各種「犯人」說法,分為:

(一)日方所為的說法:

這一說法,是指該事件為中國駐屯軍、特務機關、浪人等出自個人的陰謀。至目前為止,有幾個人的名字被提到,但都不出推測的範圍,而現地的關係者,均加以否認。

(二)中方所為的說法:

(a)西北軍閥所為的說法:

此說是指反蔣運動失敗,意圖恢復華北實權的西北軍閥巨頭馮玉祥,連同石友三、陳覺生等人所為的陰謀。冀察政權內也有馮系分子。

(b)藍衣社所為的說法:

是國民政府的謀略機構藍衣社第四總隊,意圖製造日軍與第二十九軍衝突所為的陰謀。

(c)中國共產黨所為的說法:

此說自當時起即廣被採信。據說是潛伏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的中國共產黨北方局第一書記劉少奇(後為中共國家主席)所下的命令,但沒有證據證實。

(d)偶發性事件的說法:

第二十九軍的下級幹部或是兵士,因眼見日軍在自己面前演習,由於錯覺乃至於恐懼而開槍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批士兵便是自宛平縣城派駐堤防陣地的金振中指揮下的正規軍。」

秦郁彥教授出身於東京大學法學院,卻有興趣研究軍事史,這篇討論蘆溝橋「非法射擊」的問題,文字鏗鏘,只是他並不在行,根本不知道日本研究近代史的學人,對七七事變的「第一槍」,三年前早已默爾而息,萬馬齊瘖,再也不敢置一詞了。因為1984年,倫敦的「鳳凰平裝出版公司」(Phoenx Press Paperback)出版了路易士艾倫(Louis Allen)的《緬甸:最長的一戰》(Burma,The Longest War),並且由平久保正男、永澤道雄與小城正識譯為日文。書中主將之一,為日軍第十五軍軍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將,天驚石破,這員梟將在書中數度坦白自承,他就是:

蘆溝橋事變開出第一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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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的蘆溝橋,中日雙方部隊對峙時的番號及部隊長為:

中國部隊

第二十九軍——宋哲元上將、第三十七師——馮治安中將、第一一○旅——何基灃少將、第二一九團——吉星文上校、第三營——金振中中校。

日本部隊

支那駐屯軍——田代皖一郎中將、步兵旅團——河邊正三少將、步兵第一聯隊——牟田口廉也大佐、第三大隊——一木清直少佐、第八中隊——清水節郎大尉、八中隊第一小隊一度失蹤,廿分鐘後即歸隊的士兵——志村菊次郎。

中方的宋哲元軍長,當時在山東家鄉,何基灃旅長與馮治安師長都不在現地,面對日軍的為吉星文團長,守衛宛平城與蘆溝橋的部隊,為金振中那一營。

日方的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將,當時重病;旅團長河邊正三少將,則為了視察步兵第二聯隊正進行的中隊教練檢閱,離開北平到秦皇島西面的南大寺露營地,並不在北平步兵第一聯隊夜間演習的現場,而由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代理統裁;演習的一木清直少佐第一大隊,由所轄的第八中隊(清水節郎大尉)進行演習。

日軍演習,為的是普及步兵學校教官千田大佐主編的《新步兵操典草案》, 課目為:

「利用薄暮對敵軍主陣地實施攻擊」及「黎明突擊動作」;演習針對的目標,極為明顯。

因此,1937年7月7日晚上,蘆溝橋中日軍隊雙方對峙的主官為:

中國吉星文上校VS.日本牟田口廉也大佐。

四十七年後,《緬甸——最長的一戰》一書出版,牟田口廉也終於挺身而出,白紙黑字,自承他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啟釁的普林西佩。蘆溝橋事變,是他開的第一槍!

牟田口廉也的經歷如下:

牟田口廉也中將(Lt. Gen. Mutaguchi Renya),1888年生,佐賀縣人

陸軍士官(軍官)學校第二十二期步兵科畢業

陸軍大學畢業

陸軍士官學校區隊長

第一師團(林仙之中將)司令部部員

參謀本部部員

參謀本部總務部長(參謀總長載仁親王)1933.12.20-1936.12.1

支那駐屯軍(田代皖一郎中將)步兵旅團(河邊正三少將)步兵第一聯隊長1936.12.1-1938.7.15

新設第四軍(中島今朝吾中將)參謀長1938.7.15-1939.12.1

第四師團(山下奉文中將)參謀長1939.12.1-1941.4.10

第二十五軍(山下奉文中將)第十八師團長1941.4.10-1943.3.18

第十五軍中將司令官1943.3.18-1944.8.30

在以上職務中,他在資淺時,便進入日軍權力中心,在參謀本部由部員而升任總務部長。

當時,參謀本部的五個部長中,第一部長古莊幹郎,14期;第二部長磯谷廉介,16期;第三部長山田乙三,14期;第四部長西尾壽造,14期,都為少將;而牟田口廉也只是22期大佐,資低歷淺,卻任重且久,堪稱異數。他在日本陸軍皇道、統制兩派中為統制派,任參謀本部的要職達三年,自是得以厚植統制派的實力,也為自己扎根基,與統制派的主將東條英機相互配合。七七事變以後,更得東條提升,一帆風順,扶搖直上,成為野戰軍師團長兩年,更晉升軍司令官一年又半,紅極一時。

牟田口廉也掀起蘆溝橋事變,導致擴大為大東亞戰爭,他自知責任重大,在聯隊長任內三緘其口, 保持沉默。到了他調新設第四軍參謀長,升少將後,便蠢蠢思動。1939年,飯田祥二郎少將視察東北的關東軍,牟田口廉也便向飯田報告,自承「兩年前任第一聯隊長時,在蘆溝橋開出第一槍」!

這是牟田口廉也頭一次公開承認,自己掀起蘆溝橋事變。

牟田口廉也曾調任第四師團(山下奉文)參謀長,得到山下的賞識。山下奉文為皇道派,在二二六事件時,任軍事調查部長,事後皇道派遭到整肅,因為他是實戰的將領而留現役,但他對統制派的牟田口廉也仍加重用。

大本營派山下奉文大將的第二十五軍進攻馬來半島及攻占新加坡。山下所屬三個師團,有第十八師團(牟田口廉也中將)。此外,還有第五師團(松井太久郎中將)及近衛師團(西村琢磨中將)。

牟田口廉也率領第十八師團,在馬來作戰中表現不凡,師團的步兵第二十三旅團長佗美浩少將,率領步兵第六十三聯隊(那須義雄大佐),官兵共五千三百人,在1941年12月8日午夜(攻擊日D-day)一點三十八分,首先在馬來半島登陸成功,展開太平洋戰爭的序幕。攻擊發動時間(H-hour),較海軍南雲忠一中將「機動部隊」轟炸珍珠港,還早了一個半小時。

圍攻新加坡島時,第十八師團與第五師團並肩登陸作戰。1942年2月9日零時,渡過柔佛海峽(Johore Strait)。由於船艇有限,登陸部隊分成十二個舟波。通常師團司令部,應在對岸已有橋頭堡時的第十舟波登陸,而急於建功的師團長牟田口廉也中將,卻早於主力部隊,搭乘第三舟波突擊搶灘,等於直接跳進敵陣火力,師團司令部的參謀竟被英軍手榴彈炸斷了腿腳。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英軍投降。論功行賞「馬來之虎」山下奉文大將當居首功,可是由於他屬於皇道派,在春暖花開的「昭南市」,只待了四個半月;7月1日,便奉首相兼陸軍大臣東條英機大將一道金牌召回東北,密令:

「直往滿州牡丹江新任職所。」

山下奉文就此任關東軍第一方面軍司令官,冷藏在東北達兩年三個月。直到戰爭末期軍事失利,東條1944年7月22日下台,他才在1944年9月23日復出,歸還菲島擔任指揮官,但已難挽狂瀾於既倒了。

日軍兵下馬來亞的第二十五軍,三個師團長中,只有第十八師團長牟田口廉也中將,特蒙東條拔擢,在1943年3月18日,繼飯田祥二郎出任在緬甸作戰的第十五軍軍司令官。

「彼得原理」(The Peter Principle)認為「在一個機構中,每一位員工都會升到他的辦事無能級」,牟田口廉也未能例外,他在勝利光環籠罩下,飛黃騰達,成了獨當一面的主帥,心態與用兵便由一員身先士卒的驍將,而成為養尊處優、好大喜功、目空一切的梟將;他指揮跋扈,撫御無能,在一年五個半月的軍司令官任內,先後將軍參謀長小畑信良少將,及麾下三個師團長(第卅一師團長佐藤幸德中將,第卅三師團長柳田元三中將,及第十五師團長山內正文中將)悉數撤換,可見一斑。以致緬甸一戰,成為一敗塗地、全軍盡沒的敗將。

他的勃勃野心遠不止此,1937年,在北平附近發生蘆溝橋事變(按:蘆溝橋位於河北省宛平縣),他身為聯隊長,深信自己引爆了中日戰爭,終至引起珍珠港和太平洋戰爭。他升為第十八師團師團長,參與征服英屬馬來亞,也是使新加坡投降的日軍主力,那是他的第二次勝利。而第三次,將居各次勝利冠冕的,便是將印度從大英帝國奪下來;他更在日記中,直言不諱,要在發動蘆溝橋事變與攻略新加坡兩大功績外,驅軍直入印度,立下第三大功:

我啟動了蘆溝橋事變,擴大成為支那事變,然後加以擴展,直到它轉變成為大東亞戰爭。倘若目前我以本身全力進入印度,能對大東亞戰爭作出決定性的影響;我,原是這一次大戰爆發的遠因,定會在國人眼中目為做得對。

有了以上這些當事人自承不諱確鑿無訛的史實,在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我們終於解開抗戰史上七十八年來的一個疑團:

1937年7月7日夜,在蘆溝橋事變發出第一槍,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犯人」,便是:

日本支那駐屯軍步兵旅團第一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

牟田口廉也,中日兩國人民,記住了!

 

1941年史達林《0428號訓令》

在蘇德戰爭初期,斯大林曾下達了一個秘密指令,就是著名的《縱火者訓令》(Fackelmänner-Befehl)。關於《縱火者訓令》是後人命名的,原名是1941年11月17日,蘇聯最高統帥部下達的《第0428號》訓令(Stawka-Befehl 0428)。

 

關於訓令藏在前蘇聯檔案館的原件早已被後來的蘇聯領導人銷毀了。訓令大至意思是要求內務部隊到德國佔領區穿著德國黨衛隊和德軍的服裝去摧毀和焚燒德佔區的居民點,殺死與德軍「通好」的居民,並留下幾個「證人」已證明德軍是因為蘇聯游擊隊的襲擊而採用的殘暴報負手段,以激起佔領區蘇聯(特別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居民的反德情緒,有利於發動更多的人加入抗德的游擊隊。

 

另外與德軍對陣的前沿縱深40~60公里的居民點,蘇軍集中使用火炮和迫擊炮,使用偵察兵、滑雪兵和游擊隊,當然還有空軍去摧毀所有居民區!

 

以上的事件我得知后十分震驚,難怪德國許多老兵都不承認在戰爭初期的破壞行為~!更多得說是蘇聯人自己破壞造成的,目的是在於挑起佔領區的居民與德國佔領軍的仇恨!

 

當初有德國人說出這樣的事實后,多被駁斥,原因很簡單,德國在二戰幹了大量壞事,像以上這種事蘇聯不可能也沒條件去做,只有佔領軍才有條件去屠殺和破壞。

 

但事實是往往讓人無法相信的。1989年原蘇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國防軍軍史研究所所長德米特利•安東諾維奇•沃爾科戈諾夫寫得一本回憶錄《斯大林,勝利與悲劇》中提到了這個被稱為《縱火者訓令》。內容關鍵之處是叫里亞申科大將對他講述的內容,里亞申科的部隊摧毀了好幾個村莊。當時這些村莊並未被德軍佔領。書中許多關鍵之處均加了省略號,很明顯作者想說不敢說。

 

1985年美國人Corsn和Cowley寫得一本《新克格勃》的書里披露了許多關於斯大林發布的〈縱火者訓令〉的內容,只有第202頁上寫到關於蘇聯內政部軍經常穿著德國黨衛軍的服裝去那些德軍未到達的地區,殘暴殺害、姦淫、搶劫,並總有意留下一些活口做見證人~~~當時並不受注目,因為冷戰的原因很容易被理解成污衊戰略對手!

 

1997年德國《東普魯士報》在一篇署名文章中提到了一樁重要的二戰疑案。就是《0428號訓令》,指明了訓令中的細節,訓令中命令德國佔領區的蘇聯武裝儘可能穿上德軍制服去絞死那些和德國人合作的蘇聯平民,並有意留下「活口」以證明是德軍幹得。該報的依據是:美國華盛頓國家檔案館有人發現了編號為「第429號檔案系列461卷宗」的〈縱火者訓令〉原件。是由美國陸軍總參謀部東方外軍處提供的。但是蘇聯的絕密檔案出現在美國,其可信難難免會打一些折扣。

 

為了澄清歷史事實,九十年代德國慕尼黑史實研究所決定立項調查,任命哈特曼和查魯斯基兩個歷史學家擔任負責人。可是也無法直接找到原件。但他們卻驗證了蘇聯敵後武裝曾有計劃地大規模收集和仿製德軍制服,以及在德佔區進行一些莫名其妙的燒殺!

 

他們當時很無奈,因為德國人說得沒人信,前蘇聯,俄羅斯人也不願說~後來他們在《史實》雜誌中撰稿,根據他們掌握的大量歷史證據,他們把訓令稱為「不有界碑的事實」。

 

世界許多人不斷在尋找關於0428號訓令原件的直接證據,但關鍵證據必須來自前蘇聯才算最有效可信。問題在於,像這份訓令這樣的絕密文件是很難作為檔案封存的。

 

前蘇聯國家檔案館的負責人皮霍亞在俄羅斯《星火》雜誌上曾撰文吐露:蘇聯曾實施過一個所謂「控制歷史」的計劃,對國家檔案館和黨務檔案館里的館藏進行定期清理。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十年間,僅蘇聯的黨務檔案館銷毀檔案2500萬份。1991年蘇聯解體時,國家檔案館銷毀了200多萬檔案卷宗。

 

依此判斷,像《縱火者訓令》這樣的絕密檔案即使能夠保存到蘇聯解體,也必然在最後一刻徹底蒸發。

 

所以面對這樣的結論,幾乎所有想了解《縱火者訓令》謎底的人都失望了。

 

但是,奇迹出現了,令德國史學家和國際社會始料不及的是,《縱火者訓令》不僅還存在,而且居然由俄羅斯通過其聯邦安全局(FSB)將它公諸於世!

 

2000年2月12日德國《東普魯士報》刊出了0428號訓令的原件,一個被塵封了59年的歷史疑案終於被揭開了謎底。

 

下面就是原件全文:

 

 

斯大林第0428訓令

1941年11月17

 

最高統帥大本營命令:

 

1.對在主要戰線後方40到60公里縱深的德軍佔領區內的所有居民點要一律摧毀並焚燒,道路兩側的摧毀範圍定為20到30公里。在既定半徑內毀滅居民點的行動中須調用空軍,須大面積使用重炮和迫擊炮,同時要使用配備燃燒瓶的偵察、滑雪特遣隊和游擊武裝。狩獵特遣隊應主要穿上繳獲來的德國陸軍和黨衛軍的制服來實施這一毀滅計劃,以此來激發對法西斯佔領者的仇恨,並使得在法西斯後方徵召游擊隊員更為容易。必須注意,要留下能夠陳述「德軍暴行」的活口。

 

2.為達此目的,每個團要組成由20—30人構成的多個狩獵特遣隊,任務是爆炸和焚燒居民點。為實施這次毀滅居民點的行動,必須挑選勇敢的戰士。對那些在德軍戰線後方身著敵方制服、毀滅居民點的人建議勳章。在民眾中必須散布是德國人為報復游擊隊而燒毀了這些村莊和城鎮。

 

事實上許多德國軍官中的回憶錄中多次提到他們部隊在推進過程中不時看到大量居民區在燃燒,在他們身後佔領區,常常發生破壞活動,而這裏的居民在事後都十分敵視德軍。

 

關於未知所出的文件中,提到了關於斯大林得知戰爭開始后,那些被德軍迅速佔領地區的百姓竟夾道歡迎德軍,把德國人當成解放者。斯大林於是下令內務部執行一系列有關激化這些被占區居民與德軍的衝突的命令。〈0428號〉訓令出籠了,這就是被後人稱作的《縱火者訓令》。

 

有些事實很明擺,德國人戰爭初期進入蘇聯首先要解決的是猶太人,而許多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人(包括波羅的海人)也死於大屠殺,不得不讓我們懷疑德國難道不想要個穩定的後方嗎?

 

事實上還在戰爭期間德國人就不斷指責蘇聯內務部隊不斷偽裝成德軍進行許多燒殺行為。當然全世界沒有人相信德國人的話,因為他們是侵略者。在自己佔領的地方出現的殺戮,按正常邏輯這只能是德國人殺人後陷害蘇軍的行為。二戰後許多當年德國兵不斷站出來公開否定一些屠殺並非德軍所為。(這也包括像卡廷)但他們同時也不否定德國人屠殺了許多蘇聯人。這點上德國人與日本人差別很大,日本右翼分子常常捕風捉影的找到某些所謂「證據」來否定南京大屠殺,美化侵略!

 

當年德國士兵不斷申斥自己的冤屈,同時也從不否定德國當年幹得壞事。他們常說:德國人在蘇聯犯下的罪行是事實,誰也否認不了,那麼蘇聯對自己人民犯下的罪行為何全扣上德國人身上?知道的人是有的,那就是蘇聯最高統帥部和德國軍隊,但一個是不願說,另一個說出來沒人信。最後的結果就是誰最後打敗了這筆帳就算到誰頭上。德國人總歸當定了黑彼特(德語:就如同中國的「冤大頭」)

 

時隔60多年的今天,這道訓令仍然散發著令人震驚的恐怖輻射力。無疑一定程度上成了否定蘇軍「威戰之師」、「人民之師」的猛料。

 

《縱火者訓令》引發了一場充滿血腥和傳奇性的大規模敵後行動,如果它的攻擊對象是殺進蘇聯家園的德軍,它會在戰後堂而皇之地載入「二戰」史冊和蘇軍戰史。然而,只要蘇聯存在一天,《縱火者訓令》就決不可能被全面曝光。

 

這個鮮明的反人類特徵不僅無法為有良知者所接受,就連它的炮製者都無顏把事實昭示於世人。如果不是俄羅斯為了表示和這塊土地上發生的罪惡徹底割斷聯繫,《縱火者訓令》將成為永世之謎。然而,即使是在這道訓令最終浮出了水面后的今天。大家都無法相信這一切!

 

文章來源:阿波羅網

今天盧溝橋七七事變紀念

老戰友工作室-ALTE KAMERADEN

 

紀念盧溝橋事變,免不了就要談到29軍,這支延續馮玉祥西北軍主體的國民革命軍,在歷史上享有太久的”打響抗戰第一槍”的名譽。在民族大義的立場下,歷史被隱去某些環節,做了適度的改寫,於是29軍在國人心目中,一直都是站在第一線勇敢抗日的角色。

今日時過境遷,歷史的時空縱深已經拉開,得以讓我們脫離感情因素,而能夠還原更多的事實真相,透過這些事實真相,我們才得到更多更深入的歷史啟示。

歷史上的29軍,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事實上並不如電影演得一般,一心熱血抗日。由於政府為了反制日本特務機關扶持的殷汝耕「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於民國24年底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由宋哲元擔任委員長,身兼察哈爾和河北省的軍政大權,更有了兩省的獨立稅收,29軍一下擴充至10萬人,並有能力向外採購軍備,儼然成為在華北地區的實力人物。在這種情況下,29軍宋哲元集團,已得以與南京中央維持著半獨立的狀態,也成為日本特務機關拉攏與工作的主要對象。

從七七事變發生後,由第29軍與日人交涉的過程中發現,29軍的首腦們還盡力想在與日本人、南京中央的三角關係中,求得一個苟且生存的空間,以保存其既得之勢力範圍與利益。而日本政府儘管一開始即確立「不擴大」原則,但此決議未能對軍部起到約束作用,日本帝國陸軍持續向華北地區增兵,到7月28日日軍發動攻擊直前,日軍在平津共集中關東軍2個旅團、朝鮮軍1個師團,日本本土3個師團!

事變爆發後,反倒是南京中央的反應堅決迅速,立刻調派中央軍孫連仲與龐炳勳的部隊北上,以應最壞狀況之發生,這兩支部隊均為出身自馮玉祥西北軍系的中央軍,但為29軍軍長宋哲元所嚴拒,該兩部只得停留在保定和滄州,不再前進。7月17日的廬山宣言,已表明不惜發動全面抗戰的決心。

儘管有南京中央的明確支持,但29軍首領們仍企圖回復原狀,態度遊走在和戰之間,29軍與日軍交涉代表張自忠,甚至已經與日方訂定讓步協定。宋哲元對於南京中央的號令均未遵行,蔣委員長三度要求第29軍軍長宋哲元移駐保定指揮,宋置之不理,24日宋在呈給委員長的信函中,還要求委座暫時忍耐,並「將中央軍稍作後撤」云云…..。宋哲元仍在想和日軍達成某種妥協,化解事端。

是以,當日軍於28日對平津發動全面攻擊,29軍根本並未處在戰備狀態,受到了相當損害,部隊僅倉皇間做了零星抵抗,就全數撤出平津。這個時候,宋哲元才要求中央軍「星夜兼程北進」,然勢已崩壞。

29軍殉國的兩位將領,副軍長佟麟閣與132師師長趙登禹,都是在混戰中陣亡的,因為並未發生有組織的防禦戰鬥;而趙登禹更是在撤離北平途中遇伏,在座車上被打死的,與我們一般認知的力戰殉國,有極大的差距。趙早年作戰勇敢,但升任師長時作風已腐化,據劉汝明說,趙登禹因作戰負傷,為止痛而染上鴉片,實則當時北方將領吸大煙者比比皆是,在北平的這幾年昇平的歲月中,趙早已不復當年勇。

寫出這段的用意,並不是在刻意貶抑七七抗戰時的第29軍,而只是要還原一個歷史原貌,七七事變爾後演變成全面抗戰的爆發,真正在全局上做總支撐的,是南京中央以及最高領袖的蔣介石,而在平津第一線與日本人周旋的第29軍,卻未從一開始即有堅決抗戰的決心。只有還原這一段歷史,將29軍當時七七事變以後的態度及其處置狀況真實呈現,我們才會發現,事實上從7月8日以後,一直到28日打起來這段時間,態度堅決備戰的,預作抗戰準備者,從頭到尾都是蔣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如果還繼續給予29軍在七七事變中以前那種不實的光環,我們就會很容易將南京中央在七七事變中的作用遺忘掉,也更忽略了老蔣的一片苦心!

当年的北大图书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发表时间: 2011-12-01 00:07   作者: 三月云淡风清   读者评论 2 条
一、话题的引起

众多学者在研究毛泽东知识分子政策时,都会注意到毛有仇视知识分子的情结。

毛自己也是知识分子啊!老一辈的革命家大都是知识分子啊!不正是靠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帮衬才打了江山,坐了江山的吗?为什么还要仇恨知识分子呢?且情绪很严重,构成了一个弗洛伊德的“情结”。研究者一般都归结为,毛早年在北大图书馆当临时工时受了知识分子们的气,精神上受了刺激。这几乎已成共识。

对此,笔者也认同。但笔者经研究发现:所谓“受气”的说法仅仅是毛单方面的主观感受,事实上,当年北大的那些知识分子并没有给毛气受。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即使有,也只一点点,一小点点。遇上一个心胸宽阔之人早就丢脑后了。不仅如此,当年北大的知识分子中,尤其有几个特别知名的大知识分子中曾经给了毛很大的关注和帮助。

是毛自己的大脑细胞接收有方向性,对于别人给予的帮助与恩惠容易忽略,或许他认为这些帮助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有的则干脆全忘了,忘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而对于那些暇眦之怨,无中生有的恩怨是非,却一直刻在板油上。

莫谓此论为妄议,请看笔者慢慢道来,自然会给你一个令人信服的有根有据。但是在此之前,先要讲三个看似“风马牛不相涉”的小故事。

二、“风马牛不相涉”,三个小故事

1、“三顾茅庐”

刘备“三顾茅庐”中的“第三顾”,应是一个新春的好天气。

此前刘备已经斋戒三日,薰沐更衣,又好不容易说服了闹别扭的关张两兄弟,三人一起乘马同行。在离草庐只半里之遥的地方,为了表示对大贤的尊重,慕贤的竭诚,刘下令关张一齐下马步行。正行之间,只见诸葛亮的小弟弟诸葛均走了过来。

刘备赶紧给他施礼,问道:“你哥今儿在家吗?”
诸老三说:“俺哥昨晚刚回来,你今天可与相见了。”
刘备还要再相问,诸老三竟自飘然而去。
刘备回顾关张说:“今儿真是好运气,能够见到先生了。”
张飞望着远去的诸老三背影,气从中来。说:“此人无礼!便引我等到庄也无妨,何故竟自去了”。
刘备却说“彼各有事,岂可相强”。
张飞也就哑语,关公更不会起哄,这件事就轻飘飘的过去了。

一部《三国演义》,刘备说了无数话,笔者认为,其中只有两句话是最经典的:
一句是刘临终写给他大儿子阿斗的遗诏:“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另一句就是这八个字:“彼各有事,岂可相强”。
前一句是道德操持;
后一句是人情练达。

笔者认为,这是任何一个正常人应该持有的基本生活态度。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人大家都很累,都很忙,各忙各的俗事,各奔各的前程,哪能都要把目光都投向你一个人啊。

2:《红与黑》

这是一本世界名著。

笔者年少时,有人告诉世界第一名著是《约翰.克里斯朵夫》,第二就是《红与黑》。也不知此论有何根据?正因如此,笔者曾很认真地看过此书两、三遍。

《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索黑尔是一个会木匠活的农民的儿子。那小子从小不会干农活,也不会干木匠活,只喜欢读书,于是经常受父亲的训斥,家境又非常贫穷,所以他对所有有头有脸生活着的人看着就不自在。

当于连初到德瑞那市长家中当家庭教师时,这一家的主人对他是很友好的。市长本人虽说庸俗而势利,但于连是他花钱雇来的家庭教师,与他的政治经济利益八杆子打不着。相反,由于牧师的特别推荐,他很是为自己的家庭教师的非凡记忆力而感到自豪,常在同僚和朋友面前显摆。这一家的女主人德瑞那夫人,更是为于连的苍白面容,傲慢态度,非凡记忆力所吸引,又顾及到自己心爱的孩子要跟他学习,因而对他表现得百般迁就,甚至近似于讨好。两个孩子年龄还很小,也没有“我爸是李刚”的官二代心理,在母亲的教育下对于连也很好。这个家庭还有一个很年轻的女佣,竟很快陷入对于连的暗恋,自然也很巴结他。

于连在这样一个显贵而富裕的家庭从事这样悠闲的工作,工资虽然少了点,在同类职业中比较起来也不低,又有这样的温馨的气氛,市长又经常不在家,照理说于连应该生活和工作得很自在,很愉快,也应有一定程度的满足感。但于连没有。这个从乡村里走出来的,没有上过正规学校的年轻人却时时感到周边人们对他的歧视。

这种感觉虽然完全是他心造的,却一天比一天更强烈。他有了这种感受,就开始在这个家庭里不断玩花样,闹别扭,制造事端,甚至勾搭德瑞那夫人。他之所以勾搭德瑞那夫人,一开始也并非出于爱情,而是为了羞辱德瑞那市长,以及这个贵族家庭,羞辱上流社会。他居然得手了。他对德瑞那夫人的强烈的爱情,那是在他得手后才产生的。因为他毕竟年轻,毕竟单纯,对上流社会的阶级仇恨既不固定,也没有上升为理论。更重要的是因为德瑞那夫人天使般的善良,让他感受到了自己灵魂的卑鄙。

他与德瑞那夫人的苟且之事,终被德瑞那发现了。于连为了维护他心爱女人的名誉,不得不离开了。虽然他后来又遇到更高贵、更年轻、甚至更美丽的女人,如元帅夫人,侯爵女儿,他也用尽心计勾搭上了她们,但在他短暂的人生中只对德瑞那夫人付出了真爱。

笔者要说的是,于连在德瑞那家的最初感受是主观的,偏执的。实际情况远不是这样。

3、苏东坡的故事

苏东坡被贬在杭州时,日子过得很潇洒。常常呼朋引友,忘情于山水之间。他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叫佛印,是圣山寺的高僧,两人经常一起参禅、打坐。

东坡虽是大学士,却童心未泯,喜欢与人斗机锋,争口舌之利。一般人当然斗他不过,但他在佛印面前却没有优势,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落处下风,有时输得鼻青眼肿。东坡当然不服气,抓住机会就与佛印斗,虽然从来也没赢过。就那,还要斗。

有一天,两人在一起打坐。坐着坐着,东坡就有了坏主意。
苏问:“佛印啊!你看看这时候的我像什么呀?”
佛印说:“我看你像尊佛。”
苏听后大笑,对佛印说:“你知道我看你坐在那儿像什么吗?”
佛印说:“我不知道。”
苏说:“就活像一摊牛粪。”
苏说完哈哈大笑。
佛印只是笑笑,并不吭气。
苏回到家里,越想越得意,忍不住将刚才的事告诉了苏小妹:
“总算赢了那贼秃一回。”
苏小妹也笑了:“哥,这回你可输得大发了。”
苏说此话怎讲。
小妹说:“就你这个水平还参禅呢,你知道参禅的人最讲究的是什么?是见心见性。知道不知道“境由心造”这个道理。你心中有,眼中就有。佛印说看你像尊佛,那是因他心中有佛;你说佛印像牛粪,那是因你心中尽屎。”
苏东坡这才有点明白了。

三、在北大图书馆时的感受

说完了这三个小故事,有条件言归正题了。

毛是于1918年8月19日,第一次从湖南来到北京。他后来在与斯诺谈话中谈了这一段经历:

“我自已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7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坑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竹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不算少的数目——8块钱。”(笔者注:酸溜溜了,嫌钱少呀!)

毛说8块钱不算少,那是自我调侃,那时北大的名教授的工资最高是300元。8块钱,让毛感到屈辱。一个临时工,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岗位,8块大洋的工资,决定了当年毛在北大的地位。

毛泽东继续回忆说:

“我的地位这样的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的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有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笔者注:酸溜溜,比前又进了一步。)

笔者估计客观事实也大差不差。大家都在为生活、学习忙碌,当然没有时间去与一个图书管理员聊天。偶尔也有人愿意聊上两句,又不大听得懂他的湖南土话,那就更不愿意聊了。

这是世间常态,甚至也够不上世态炎凉,搁谁也一样,根本谈不上故意给气受。

当然,不能排除当年确有几个大学生或大教授们,虽然也能听懂湖南话,虽然也有时间,却也不愿意与他聊。不愿意聊就不愿意聊呗!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何况你与他们非亲非故的,这与“故意给气受”似乎没关系。当然你如果霸王硬上弓,非要缠着与其聊,那你真要遭遇白眼,这大概就是毛所谓的“受了气”。

当年,毛在北大图书馆的心理状态其实与于连有几分相似。他以为大家瞧不起他,其实大家并没有瞧不起他,只是没有将他当大人物般重视。

作为一个乡下来的师范生,毛当然很羡慕那些大学生,更羡慕那些穿长袍或是着西装的教授。毛又是一向自命不凡的人,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时已经崭露头角了,一向是师生们的聚焦中心。他又十分关心时政,所以他希望广交朋友,被人注意,听他发表高见。然而,他在北大图书馆里受到了冷落。大家各忙各的,没有人了解他的过去,更没有人去预测他的将来,甚至也没有人特别注意到他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也会很自然地产生一种孤独和寂寞之感,何况他,一个自负、自傲、自大、敏感得远远超过常人,且也确有大才、大识、大志、大谋的非凡之人呢?于是他觉得受到了伤害。

这其中就有那个声名赫赫的周作人教授,还有几个很有名气的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和张国焘等。

当周教授在毛手上借报还报时,毛是很在意的,多次企图与他攀谈,但粗心而忙碌的周教授却一次也没有给他机会,甚至连抬起头来望他一眼的眷顾都没有。

毛也打算去和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这些有名的大学生去攀谈,可是他们与周教授一样没有给机会。

毛泽东在最初的努力失败后,很快就转为对他们的鄙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那些留学生们,大学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笔者注:很生动!也很酸!)

在毛自傲、自卑、敏感、多疑的心里,凡是无暇或不愿与他攀谈的人,他都认为是看他不起。这样一来,就成了到处是看不起他的人,正像丢斧子的人的眼中到处都是偷斧子的人。毛每天都处在这样一种自造的心态之中,他被激怒了,但又无奈,于是自卑情绪就发展了,反过来对他们充满了蔑视和仇恨。你看不起我吗?我还看不起你呢!据傅的侄子傅乐成说:“毛在北大写信给朋友,说他被孟真先生和罗家伦等人欺骗了,因为他们不像他在长沙耳闻的那么优秀。”

刘备是英雄,毛却是枭雄,英雄与枭雄是大不一样的。刘受到诸葛均冷遇(其实,根本谈不上是冷遇),能以平常心对待;而毛受到周作人等几名教授、几名学生们的冷遇(其实,也谈不上是冷遇),却产生了强烈的不平和报复心。

四、张申府眼浊,得罪了毛

另一个所谓对他造成伤害的肯定是“张申府”。

1918年时,张申府是北大图书馆的代理馆长(关于张是否是代理馆长一事,还有另外的说法),正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

说起这个张申府,却是一个大大不简单的人。甚至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不太为过。

当年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时,在各地就有了几个共产党小组,北京的共产党小组最早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李大钊,另一个就是张,后来又发展了第三个人张国焘。1920年底,张远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执教。他在法国首先介绍了一名天津女学生刘清扬入了党,刘后来成为张的夫人。随后张刘夫妻一起介绍周恩来入了党。再后来在德国,张又与周一起介绍朱德入党。张申府回国后,正值国共合作,廖仲恺请他推举国外留学生回国工作,他开列了一个十五人的名单,第一个便是周恩来。这样,周便一回国当上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张申府慧眼,也是伯乐,但也有局限性。

张申府的慧眼能识文曲星周恩来,武曲星朱德,但在1918年的北大图书馆里,却未能识得了紫微星。面对眼前这位,日后华夏二十七年的“真命天子”,张申府却眼浊了。眼浊还不大紧,还真的得罪了。

作为一个图书报纸管理员,毛是不大合格。他太自以为是,太我行我素了。管理员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制作卡片。卡片的功能是为了让借书人检索用的,所以字要写得好,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字迹端正,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可是毛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他用那种龙飞凤舞,并没有多少根基的草体字书写图书卡片,显然是很不合适的。何况那时,他的字其实是很差的,远远还不是后来被奉承的那样独树一格,有怀素体风格的毛体,说得好听点是“草字出格,神仙不识”。因此,很正常地受到包括张申府在内的高级职员的当面训斥:“你写得这样潦草,谁能看得懂呢?”“这位小哥,这是图书卡片,能不能端正点?”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也是任何一个图书馆里经常发生的事。张甚至要求毛重做卡片,毛当然没有理由拒绝,却恨声不绝。他不知自省,不愿改正,过分敏感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所以,他在给家乡的友人写信时流露:“受够了洋教授的窝囊气。”

其实,当年在北大图书馆里,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了不得的对毛泽东歧视、伤害的事情。除了周作人、傅斯年等人没功夫搭理他,写卡片因字迹潦草遭张申府批评,还有月工资只有8元钱这三件事外,几乎没有第四件了。

所以,毛泽东所说的“受够了洋教授窝囊气”,完全是自身心态不正常的病态感受。与其说受气,不如说是嫉妒。如果抱着刘备的“人各有事,岂可相强”的态度,什么事都没有了。

培根当年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人类的一切情欲中,嫉妒之情恐怕是最顽强、最持久的了。”

五、四大教授特殊关照

其实,当时在北大的著名的大教授中,已经很有几个人并没有因为他是低微的图书管理员而瞧不起他,而是对毛侧目而视,并给他特殊关照,尤其是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杨昌济。

第一个就是杨昌济教授。杨教授原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时就对毛倍加激赏,说他是湘乡山中出的一名资质俊秀的农家弟子,甚至认定他的学生中唯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将来会成为国家的栋梁。

杨教授调北大在先,毛去北平在后。而毛1918年的北平之行究竟出于什么目的,我们并不能确定。有可能是杨教授主动召他去的(可能性不大);也有可能是奔着杨开慧去的(可能性较大);也有可能是为了送蔡和森等同学去法国勤工俭学,来北平见世面、开眼界;更大的可能是综合因素,几者兼之。毛到了北平,一开始是吃住在杨家的。杨教授还托人帮他找工作。女儿对毛泽东产生情愫,平时又眉眼来去,杨教授也不可能完全不知道,也没有将他赶出去。如此关怀,如此器重,已远远超出了一般师生之谊,还要怎样?

第二个就是李大钊。堂堂北大图书馆馆长,很爽快地给了你工作,工资虽说少了点,但作为一名北漂师范生的第一份工作,能挣8块大洋,也就很不错了。想要多挣点,也得慢慢来嘛!

解放前夕,毛在西坂坡回忆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李牺牲得太早,与毛交往有限,毛一生对李没有微辞。

第三个就是陈独秀。毛在北大时与陈有什么交往?笔者没有看到相关资料。但能在《新青年》上发表毛之《体育之研究》,这可不能算是寻常的关系。据说这篇文章是杨教授推荐给陈的。

另从建党过程中陈对毛的器重推测,毛也不可能受过陈什么气吧。当时湖南出席一大的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两人,但为主的是毛。一大后,党将湖南建党之大事委托给了毛。

第四个便是胡适。胡适的名气当时在中国文化界中仅次于蔡元培,与陈独秀在伯仲之间,远超李、杨诸人。而这个当年中国最大的教授不仅没有给毛“窝囊气”受,还屈尊与之有很多交往。仔细考究毛胡之间的交往,在胡这方面几乎是有求必应。

六、胡适对毛几乎有求必应

胡适1917年7月自美国返回,9月到北京大学任教。毛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同时旁听胡适的课,成为胡适的学生。毛不仅听课,课后也时有请教和交流,并深受胡适的影响。这有许多例证。例如毛对于留学问题的见解,就深受胡适的影响。这是有历史文件作证的。

毛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师范时的同班同学)的信中说: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新民学会资料》第6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可见,当年毛泽东请教胡适时,胡作了认真肯定的答复,并没有“目笑存之”。

毛泽东在延安曾对斯诺说:五四前后,“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们的楷模”(斯诺《西行漫记》第125页,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如果当年胡适也是给毛气受的洋教授,那毛就不可能在延安说出上述一番话来。又例:毛于1919年7月14日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毛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

“《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民众大联合”这篇文章正是毛写的。

又例:1919年9月1日,毛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不仅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说他是响应了胡适的号召也不为过。

又例: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曾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起这件事:

“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淼生怕生出事,把它烧掉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35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

毛亲自登门拜访胡适之事,胡适的日记中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

再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寄给胡适一张名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
于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4册第626-627页,黄山书社1994年版)

再例:关于自修大学
胡适晚年旅居美国,读了萧三的《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和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后,追忆起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

“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7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胡适所说的这件事实,在毛给朋友的信中可印证。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毛的初恋情人,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新民学会资料》第61页)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新民学会资料》第64-65页)

随后的事情发展是:1921年8月16日毛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

综合上述,足见毛与胡交往之多,交往之深。胡先生对于毛几乎有求必应。如说毛也受了胡教授的气,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七、啊!北大啊!北大! *

有这么几个赫赫有名的大教授曾经给予了他这么多的赏识和帮助,为什么就不感恩呢?

人生之于世,“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做人不能“光记一时坏”,“不记千日好”;坏的拼命放大,好的一笔抹杀,甚至日后恩将仇报。如若斯人,XXXX。(耽心敏感,空白带过)

对胡适就是。古话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老胡待你之恩至少也有一桶水了,可你一滴水也不回报。建国后立刻就批胡,最后将的胡留在大陆的儿子胡思杜也整死了。

对张申府更是,久久怀恨于心。延安时期,凡有北平到延安的,毛都要打听打听张申府的情况,末末了,都要不阴不阳、不冷不热地说上一句:“张申府!张老板面色很难看啊!”

当年张要他重填卡片的脸色是永远忘不了的。挥之不去,招之即来。张于建国前因为第三条道路被开除民盟成为人民公敌,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都与当年他给毛“受气”有关。

虽是“大人物”,但“大人物”小气量者,比比皆是。不过这个“大人物”特别大,气量又特别小。活该张申府倒了八辈子霉,谁让你当年眼浊哩!

至于北大,那更是心中永远的痛,也永远的恨。不过“北大”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校。只能心情复杂地“啊!北大啊!北大!”

1949年毛进京后,到过清华好多次,一次也没有去过北大。到清华来都是秘密来的,因为清华有个室内游泳池。他从前没有在室内游泳池游过泳,因此好奇。(清华室内游泳池在西大操场的体育馆内,很小很小)

1949年4月30日,北大邀请他参加五四纪念会,毛拒绝了。他说:“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显然,“工作的原故”,是一个明显的托词。

后来,北大校长马寅初自以为与毛有老交情(当然是被批前),想请毛到北大给师生做一次报告,但毛不肯去。1951年9月11日,毛在马致周恩来的一封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

为什么“我不能去”?仍然是那个旧伤疤作怪。我去了,师生们会怎样想?就会想眼前这位伟大领袖原来当年只不过是我们校的一个图书管理员。丢不起这个人啊!

不去北大,但心中有北大。每逢运动,他对北大是“关爱”有加的。

1957年,北大教职工打成右派的90人,学生右派421人,共计511人。毛很不满意,认为北大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江隆基手太软,就把铁道部的陆平派来担任校党委书记。到了这年十月以及来年春季,不少的单位已开始对右派进行甄别,给一些所谓搞错的人摘帽,可北大却反其道而行之,又搞了一场“右派补课”,补划右派173人,总数达到了699人,其中教职工110人,学生589人。

文革初起,毛又偏偏选定了北大作为文革策源地。当时,北大历史系贴出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李讷回家说给她老爸听,毛说:“什么池浅王八多,要改一个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

也许读者会认为这只不过是“伟大领袖”对自己的女儿随口说的一句戏话而已。可事实上毛对自己脱口而出的这句话很重视,特别关照李讷向聂元梓传达。一个“深”字不打紧,运动又火上浇油似地升级了。

尽管如此,毛还是不满意。

1968年7月28日,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聂蒯韩谭王“五大学生领袖”,直接对聂元梓说:“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才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吧。”于是又有无数北大的教授和干部遭了殃。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夫妻就在这年年底的12月18日夜,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凭什么说北大的右派不止这么多?
凭什么说北大“池深王八多”?
凭什么说北大的黑帮“不止那一点吧”?

还不都是起源于1918年的那一点刻骨铭心、小鸡肚肠的感受吗。

八:附注数则

文章写这里,其实也已完了。只是有几个问题还需再厘清一下。

(一)周作人究竟有没有给毛泽东气受?

从周作人关于与毛交往所留下的片言只语中,问题远不是那么严重的。

1、 毛曾到过八道湾十一号周家拜访过他,求教“新村主义”。

这件事在周作人日记中有记载。1920年4月7日的《周作人日记》记有:“毛泽东君来访。”这次来访的时间是1920年,也就是毛第二次去北京。如果第一次去北京时,毛对周作人心生恶感,那么还会有第二次拜访吗?

2、1940年,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要去延安,临行前周作人曾对她说:“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给他带好。”周作人说这话的语气很平和,根本也看不出两人有什么交恶的地方。当然两人的交情也不深,否则就不是带口信,而是带书信。但既然能带口信,也就说明两人的关系马马虎虎、平平常常过得去。

3、建国后,毛对周作人也是给了出路的。周作人曾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委托自己的学生把这封信送给董必武,请他转交。他又把信的抄件寄给了郑振铎。据有关人士回忆,毛曾看过这封信,看完之后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周作人后来的命运似乎就由毛的这几话决定了。过了十多年的平静日子,直至文革发生。

(二)张申府有没有做过北大图书馆的代理馆长?

张的女儿张燕妮的回忆文章《父亲张申府在中共建党前后》一文中没有提及此事。文中说“父亲在北大任助教教预科,平时课程不大多,就在图书馆帮助李大钊做些工作。”

既然张并没有做过代理馆长,那么就不可能发生因图书卡片一事而引发的冲突呢?也不是的。

张燕妮的这篇文章说:

“暑假期间,李大钊组织一些学生‘勤工俭学’,课外帮助整理图书,翻译、编目、打印等,卡片,父亲则负责检查和校对。毛泽东来北大时,一度也参加了这项勤工俭学活动。”

张女的文章中为什么要特别指出他“父亲则负责检查和校对。”这就是说毛与张有发生冲突的可能。

究竟有没有发生冲突?张女肯定是知道的,但她没有明说,仅点到为止。

地主——被打垮的农村精英

“地主”或者叫做“土地出租者”,出租自有土地,并从中收取地租,这种经营活动算不算是不是一种罪恶?其实,这就是一种正当的经营活动。就像把私有住房出租,从中收取房租是一样的性质。现在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包括美、英、法、德、日本等,和最近实行土地私有化的俄罗斯,他们的耕地基本上都是私有。土地的主人,可以是自耕农,也可以雇佣农业工人。如果他们暂时不打算耕种土地,又不愿意出卖土地,他们可转租给别人耕种,收取一些租金。这里没有什么“剥削”“被剥削”的问题,更不应该是什么犯罪行为。如果收取地租,是剥削,那么,把钱存在银行里,拿利息是不是剥削?即使在建国后,银行不是照样对存款者付给利息吗?

中国地主,其存在有几千年历史,就其土地来源而言,“地主”资产的原始积累也有一个过程,也有不同的类型,有些“地主”的资财是靠勤奋劳作积累出来的,有的是在外地经商赚了钱,回家买了地,也有的是来自祖辈的遗产,不能说全是不义之财,不能说“地主”的资财都是抢劫来的、都是罪恶的产物。

历史地看,“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农村中有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用农民的话来说,就是种田的“好把式”,他们上升为富农、地主后,代表着当时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他们经验丰富,接受新生事物较快,有能力选择和改良作物的品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总是达到当地最高水平;他们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苦农民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如果让他们继续富下去,其子女留学美国归来后办农场,中国的农业或许会改变面貌,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得罄空……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

换言之,地主在那个社会不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他本身有许多积极因素。绝大多数地主们青少年时期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也可称之为农村精英。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因为有地主这一阶级存在,中国传统的乡绅社会才能在农村真正建立,从而也避免了中国乡村的空洞化。这些人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新一代或者上新式大学,或者到外国留学,有的儒家思想深入骨髓,有的民主自由思想铸造人格,成为新的绅士,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具有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的善举,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经过较好教育进入官场、文坛、教育界、商场、工厂等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

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那些读书不多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学问,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

就经济而言,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地主中有为非作歹之人,贫农中何尝没有为非作歹之人?

事实上,农民需要的是土地不是房子,土地才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只要扩大他们的地权鼓励产量大户和种田好把式(新使其地主),农民照样可要依赖种地发家致富。扩大农民地权要抓住两个核心:一是要让农民占有更多地租增值,二是要让土地成为农民的发展资本。抓不住这两个核心的任何制度安排,无论是什么“化”或是再延长承包权70年或是永佃制或是永包制或承包权物权化,都可能是假保护农民地权之名,行剥夺农民地权之实,是一种“制度性”欺骗农民、便利强势阶层剥夺农民地权的“技术性”手段。这种情况90年代以来频频发生,是一定要加以防范的。

从历史上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把地主这一社会阶层整体上予以剥夺。这一行为将中国农村千百年来赖以运转的乡绅社会破坏无遗,造成农村精英缺失,并进而演化成今天几乎无法解决的“三农问题”。

在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被送进历史垃圾堆的今天,我们对资本家对地主都该有全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