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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与北大的差距在哪里

文/袁应笑
选自作品《一直走直到我遇见你》

在美国留学的时间并不长。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已经感受到了世界一流大学与我们北大的差距。最直观的一个例子是校园。耶鲁没有围墙——一个学校怎么可以没有围墙呢?我们北大不但有围墙,还有门禁,进进出出要查学生证,没证的要查身份证,免得有人背个炸药包来炸食堂——从而极大地保护了同学们的人身安全。

耶鲁的房子都老得不像话,James Gamble Rogers在一个世纪前修的哥特式学院,过时得像欧洲中世纪的城堡,却仍立在那儿,一矗就是上百年,也不知道拆了重建,白白错失为纽黑文地区GDP做贡献的大好机会。整个校园总是天蓝草绿,鸟语清新。优美的校园环境,造成了耶鲁学生娇生惯养的身体状况:去印度就腹泻,去拉美就痢疾,来北京就鼻塞鼻炎流鼻涕。

北大就很好。在校园建设方面,北大彷佛是一手黑牌的甘宁,加一手方块的大乔——特能拆,拆得乐不思蜀。一直在拆,一直在建,建完了拆,拆完又建。我读本科的四年,隆隆的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漫天粉尘混夹着中关村的PM2.5——三伏天出门都不用涂防晒霜。刚进校门时,南门附近在拆,未名湖北在建;将要毕业时,理教在拆,未名湖北还在建;去年我回学校,南门搞定了,理教盖完了,西南门的宿舍又被推倒,而未名湖北还在建。。。如此常修常新,不但为京城的房地产事业做出巨大贡献,而且极大提高了北大同学对噪音和粉尘的抵抗力,以及在恶劣的环境中刻苦学习、迎难而上的顽强奋斗精神。毕业以后,同学们无论是去艰苦的边疆,缺氧的青藏,还是去山西陕西的煤矿,都精神满满,身体棒棒。

耶鲁的课堂都小得不像话。许多课的学生都不超过十人,每位学生都必须在课上发言。我上过的人数最少的课,只有一个学生。那是风晴日朗的一天,我迈进人类学系的小红楼,怀着旁听的心情坐进一间窗明几净的大教室。等到了上课时间,发现只有一个人进来——老师;老师发现只有一个学生——我。老师和学生面面相觑了一会儿。老师:〝这课,你选吧?〞我:〝我。。。〞老师:〝这课,你选吧!〞我:〝…〞于是我就被迫选了。这门课是亚洲考古学。

可是,一位教授怎么可以只给一个学生上课啊?只有一个学生课堂,学生怎么睡觉,怎么开小差,怎么构思小说,怎么思考人生啊我摔!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的概率,它是百分之一百啊!回答不出来时旁边有同学提醒的概率,它是。。。

从此一个学期,大眼瞪小眼,如坐针毡。这真是我这辈子上得最认真的一门课。诚然,尽管,那段时间我的学术口语有了奇迹般的突飞猛进。。。但是一对一的教学,这是对教育资源的多么巨大的浪费啊!

北大就很好。我在北大上的四年课,除了〝中华毽〞这种神奇的体育课,基本上没有一门课出席人员少于四十人,考试时候经常上百人。这种五十到两百人一起上的单边课堂,可以跷课,可以睡觉,可以看小说,可以打游戏,可以背GRE,可以思考哲学,还可以男女朋友坐在一起,没事抛俩秋波,你踢我一脚我摸你一下——除了繁殖后代,爱干什么干什么。这样的上课方式为同学们提供了充足的个人发展空间,不追求个人发展的同学就吃饭睡觉打Dota,好好缓解经历九年义务教育以后俱疲的身心。

耶鲁对学术论文的要求严格得不像话。第一次拿到我那篇讲《尚书》里的羲和的论文回馈时,二十页白纸上一片殷红,不知道的简直以为它不幸被拿去用作卫生用品。老师的修改细致到不放过任何一个标点与任何一个脚注。不断有红色箭头指向页缘,写着这样的批注:

〝关于古文学派,你知道什么?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郑玄真的是古文派的吗?不见得吧。。。还是马融?谁属于这个学派?为什么?〞

〝难道我们没有郑玄之前的注释吗?为什么不从更早的注释开始?换句话说,我在要你考虑这一点:你不按时间顺序安排引用,究竟能有什么好处?〞

〝‘尽管《尧典》有神话色彩。。。’这主要是你的假设吧,我猜?〞

〝‘司天’的‘天’也许应该小写?如果是大写的Heaven,它就是一个拟人化的神。如果是一个拟人化的神,它就不可能被人类来‘司’吧?〞

〝孙星衍推测它等同于六卿,是基于《周礼》的说法。而《周礼》,你应该知道,是汉代的产物。〞

给跪,你妹这白人的古文功底绝对比我强啊。。。看着这没完没了的一大片批注,完全是累觉不爱想要撞墙的心情。

北大就很好。论文交上去,老师打个八十八分,老师高兴我也高兴。然后我们就高高兴兴回家过年了。

耶鲁的老师与学生的邮件来往,多得不像话。就算你不发邮件,老师也会发许多许多邮件来骚扰你,多到你恨不得扔一半到回收箱里。邮件内容包括:下节课的阅读材料,要你思考的问题,可能的论文题目,课上提的学者八卦,学术冷笑话,最近学校的访客,无聊讲座,邀请你去他家吃感恩节火鸡,他要出差可能要麻烦你替他照顾他家的狗,还有最近他自己接受采访的剪报。。。给你发这么多邮件的老师,也许你会猜是负责学生工作的青年教师,可实际上,发邮件最多的那位老教授,已然七十岁高龄,在东亚圈子里相当有名气。可正是这样一位老师,时常我给她的邮件一按下发送键,就立即收到她的秒回——彷佛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着邮箱,随时准备回学生邮件。作为声望已着的老教授,这实在平易近人得缺乏威严。

北大就很好。北大的老师很有师道威严,越有资历的越有威严。当然也有平易近人、缺乏威严的老师,非常认真地回复邮件;但总有老师从不回复邮件(也可能只是没回我的邮件)。不仅有不回邮件的,还有一下课,眼看学生过来问问题,拔腿就朝门外跑的。。。通过不回邮件,不回答问题,不批改论文,他们在我心目中牢牢确立了高大威严的师道形象,让我记住我这样一个小P民,是不配跟高高在上的老师有什么实质性交流。

耶鲁的社团乱得不像话。传说骷髅会,以前的入会仪式之一,就是去坟场里挖人祖坟。什么舞狮协会,冥想协会,藏传佛教促进会,乱七八糟的兄弟会、姐妹会,还有反动分子天天画各版本国家领导人上厕所的漫画。这一点,我到伯克利以后,就越发严重了。每次美国在中东有什么动向,阿拉伯同学就游行,伊朗同学就抗议。每学期固定有一次研究生罢课,参不参加随意,但反正就是要罢课(老师照常上课,学生可以选择不来)。东校门广场上每天都有一帮不好好读书只关心政治的学生,维护动物权益的,支持提高加州最低工资的,给学生会换届选举拉票的,传播基督教佛教喇嘛教的。。。乱成一团,也没人管。

北大就很好。头头是道,井井有条。所有社团和言论都受到长辈们的关心与呵护。如果你一时冲动,想要大家签名帮你搞什么促进民主的西学社,团委就会找你喝茶谈话,帮助你回归〝正轨〞……

耶鲁的创业基金,荒唐得不像话。我认识的林学院的同学,自己组了一个团队,拿着耶鲁几万美元的创业基金,干起了一个创业项目,就是卖。。。白菜。他们利用了纽黑文闲置的停车场屋顶,用来种。。。白菜。种了的白菜卖给当地的供货商,以此赚从美国西部进口白菜的那几美分的差价。这个项目在一年后,取得了巨大的。。。失败。几万美元款项就这么着打了水漂。

北大就很好。北大那500到2万人民币不等的创业基金——虽然它看起来像是买白菜的钱,但是,它是绝对不会给卖白菜这种愚蠢的项目的!这笔一共约3万元人民币的创业基金,小心翼翼地分发给了生物技术之类的商业计划。剩下没有拿奖的同学,最后大多走上了为国家打工的道路。创业这种无聊的事情,让清华和中传那种二流学校去做好了。我们一流学校的同学才不稀罕当老板。我们喜欢打工……读博……写豆瓣…… ╮(╯▽╰)╭

“恶霸地主”刘文彩是怎样搞义务教育

1941年,刘文彩为了兴办一所公益学校,文彩中学,看中了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南面街口附近的一片稻田和罗、李、杨三家的屋基、坟园。刘文彩动员农民搬迁是这样做的:用自己的两亩地换置规划区的一亩地,用自己的两间房换置规划区内的一间房。个别拆迁户还有额外的优惠。小农陈启贤本来只有十亩地,按照约定应该给二十亩,但是这时因为刘文彩手里的地契至少是四十亩的数目,刘文彩嫌到县政府办事麻烦,因此干脆给了他四十亩地。

谁料陈启贤因福得祸,就因为这多得的二十亩地,中共建政后成分被化成地主,儿子陈泽章六岁时跟一个少年口角,那少年一边大骂“地主狗崽子”,一边举起扁担拦腰砍下去。陈泽章躲闪不及,从此终身残疾。陈启贤因为是地主,大跃进时“攻击三面红旗”“攻击大跃进”而身陷牢狱,妻子怕受牵连改嫁他乡。

这就是大恶霸地主刘文彩的“公益征地”事件,选自《刘文彩真相》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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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安仁中学(文彩中学)

“文彩中学”的故事

刘文彩对学校的建造质量更是要求极高。他自己投资了3亿5千多万元法币(合当时美元200多万元),但资金还是很紧张。即便如此,刘文彩坚持不减一砖一瓦,高标准严要求,宁亏自家不亏学校。

拿学校的礼堂来举例。修建此礼堂时,刘文彩要求尽量大些,但是要大到什么程度呢?长28米,宽23米,面积约644平方米,礼堂的房顶不用一根横梁,全是钢材焊接。刘文彩从成都请来了最好的焊接工人,买来了质量上乘的钢材。如今。这个礼堂至今仍气派不凡地矗立在学校内。

文彩中学建成了。一个县级中学,它的规模让人惊叹,不说乡镇,就连大城市也不多见。

开学典礼上,刘文彩当众宣布:“学校成立之日,刘家对之不再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刘文彩没有把学校看成自己的私产,放弃了校产,还规定自己的子女不得占有,更不能继承。刘家惟一保留的权力,就是对学校的监督权,及每年对学校的财务进行一次清理,仅此而已。

口头宣布后刘文彩还不放心,他特意雇人把自己的训示刻在石碑上,把石碑放在文彩中学校园里,让天下皆知,以防后裔隐匿、篡改。

文彩中学高男一班学生彭学鑫,当年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考入文彩中学后,他的学费和灯油费全部减免,所交伙食费也寥寥无几,因此在该校顺利地读完高中,后来成了著名的机械专家。

彭学鑫曾这样回忆自己的母校:“文彩中学为川西平原及成都市培养了许多人才,特别是把许多贫寒子弟培养出来,这实在是不简单的事。”

不仅对贫寒学生照顾有加,对外地学生,刘文彩也想得周到。抗战胜利后不久,二十四军分到八辆卡车(二十四军为刘文彩六弟刘文辉的部队),刘文彩立刻挑了一辆,当成了文彩中学的校车,专供外地学生上学、回家之用,避免学生长途跋涉的辛苦。

在教学设备上也花了大本钱,文彩中学尽量增加图书室的藏书量及其它文化医疗设施,还大量购进理化实验仪器,以便学生可进行分组实验。刘文彩还聘专人在安仁修造发电厂,给学校改善早、晚自习的照明条件。

学校建成3年后,安仁发大水,全镇被淹,大水从地势高的仁和街涌进文彩中学,积水一尺多深。退水后,刘文彩带人,把仁和街下挖了半尺到三尺,这一下,原来居高临下的仁和街从此比文彩中学矮了半截。以后再发大水,文彩中学得以保全,可仁和街却经常遭灾,当街商户损失严重。

别以为刘文彩不顾别人的死活,被淹的仁和街是他独资兴建的,街上大多店铺是刘文彩自己的,所以受损失最大的还是他自己,但为了中学,刘文彩也顾不了这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