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溝橋的第一槍

日本研究近代史的學人,對七七事變的「第一槍」,三年前早已默爾而息,萬馬齊瘖,再也不敢置一詞了。因為…… 圖/林崇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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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夜,中日軍隊在北平市的蘆溝橋發生衝突,雙方進行交涉調解,日軍揚言演習失蹤的那名士兵志村菊次郎,也已在二十分鐘以後歸隊。這時卻響起了震撼全世界的第一聲槍響,爆發了我國為時長達八年的抗日血戰,迄今已達七十八年。

在歷史的記載中,交戰國雙方的中國與日本當局,都將蘆溝橋事變定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

蔣經國在〈建黨八十五周年紀念專文〉中,便指出「中國抗戰,是關係整個世界大戰成敗的一役」;更沉痛說,當時「我全國軍民浴血抗戰,悲壯慘烈,列強不但沒有正義的行動,而且還把戰略物資供應給侵略者;甚至還幫日本封鎖我們的國際通路,對苦難的中國落井下石」。

日本在1941年12月12日,也就是攻擊珍珠港後第四天,由「大本營與政府聯繫會議」為發動的太平洋戰爭定名,通過決議為「大東亞戰爭」;而由內閣情報局公開宣布「這次對米、英、蘭(荷蘭)戰爭,含中國事變,統稱為大東亞戰爭;雖稱大東亞戰爭,但並非意味著戰爭地域僅限於大東亞」。足見日本政府坦率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戰,自七七蘆溝橋事變開始。

西方記載兩次世界大戰,迥然有別,以一戰來說:「1914年6月28日上午十一點十五分,奧地利的斐迪南大公(Francis Ferdinand)及夫人,在奧匈帝國的波斯尼亞省(Bosnian)省會塞拉耶弗市(Sarajevo)遇刺身亡,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槍的人,是波斯尼亞省的塞爾維亞人(Bosnian Serb)加夫里洛普林西佩(Gavrilo Princip)」,足見歐洲史界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的人事時地,敘述得清清楚楚;但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卻略而不詳。

七十八年後,儘管是抗日戰爭勝利已到了七十周年,我們今天還有很多人要問: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普林西佩何在?說得更明確一點:

蘆溝橋事變,是誰開的第一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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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雖然將蘆溝橋事變納入世界大戰(World Wars),但對中日雙方誰啟動戰端,卻不分青紅皂白,一筆帶過,稱「1937年7月7日,中國與日本的部隊,在接近北京(應為北平)的蘆溝橋(馬可波羅橋)相互開火」。可見西方史學家對亞洲不求甚解,重大地名都不正確。

美國寫《旭日東升》(The Rising Sun)的約翰杜蘭(John Toland),對這一段史實,也寫得模稜兩可:他在書中第二章〈蘆溝橋〉(To the Marco Polo Bridge)中猜測:

「開槍的是什麼人呢?是否土肥原一派日軍,為了製造以兵力侵略中國的口實,而故意擴大事態呢?還是共黨為了觸發蔣介石和日本人之間的全面戰爭,以便於促成赤化中國的目標,而陰謀暗放的冷槍呢?」

西方史學界無法斷定蘆溝橋事變誰是禍首,中日雙方的史學家更是說法齟齬,歷經四十七年,迄無定論。

日人古屋奎二所著的《蔣總統祕錄》中,提及「第一槍由哪一方面射出,有人推是共產黨的便衣隊所發,藉以肇生事端。但(二十九軍排長)祈國軒說:『共軍的槍聲又是一種聲音,馬上就會聽得出來,並不像那樣的響聲。』」

李雲漢著《盧溝橋事變》一書,對戰後日本偏重「誰放第一槍」問題,淡然不以為意:「由於日軍在盧溝橋的演習是非法的,更由於盧溝橋事變已演變為兩國間全面的戰爭,所謂『第一槍』的爭論,已毫無意義。」(按:本文提及「蘆溝橋」因引文出處不同,部分作「盧溝橋」仍依照原文。)

「戰後日本出版有關盧溝橋事變的書籍,無不偏重所謂『第一槍』問題。暗示的用意是:誰放出『第一槍』,誰就要負挑起戰爭的責任。但問題並非如此簡單,不僅所謂『第一槍』迄今仍是『謎』,說7月7日夜晚盧溝橋畔射擊『第一槍』的一方,該負戰爭責任,也是草率而膚淺的看法。」

當時擔任北平大使館武官輔佐官的今井武夫少佐說:「最初的射擊有人認為中國兵偶然發生,或有計畫性者、或陰謀,此陰謀是由於日本軍的謀略,或由中共、或由尖銳抗日分子之謀略等。雖以各種方式調查,但至今仍然不清楚該項縱火者是誰。但不管如何,根據本人的調查結果,絕對不認為是日本軍所為。」

寫《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的吳相湘,在1960年,在東京面告今井武夫說:「第一槍問題是枝節問題,日軍當時在河北省各地的橫行無忌,才是觸發戰爭的真正原因。」

日方熱心討論「第一槍」的人,首先是事變時的當事人。如支那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等,都寫了「回想錄」和一些專文;寺平忠輔則著有《蘆溝橋事件》專書;當年在蘆溝橋演習的中隊長清水節郎「手記」,也被視為重要的史料。其次是歷史學者們,如貝塚茂樹、岩村三千夫、秦郁彥、臼井勝美,軍事評論家兒島襄,新聞評論家古屋奎二等,在他們的著作中,也都討論到「第一槍」的問題。軍史學家伊藤正德說得更爽快:「此一事件的發生,可能是共產黨的陰謀,無賴漢的製造事端,或無統制的反日中國軍人的惡作劇,反正均和日軍無直接關係。」

另外在日軍《北平特務機關日記》中,有關「對於華北事變開端」的情報,7月16日記事如下:

「冀察要人的有關華北事變談論如下:

事變的主角是(國民政府抗日)藍衣社駐平津第四總隊,該隊在軍事部長李杏村、社會部長齊如山、教育部長馬衡、新聞部長成舍我的組織之下,再由西安事變當時曾在西安的第六總隊之一部參加,以日本軍經常演習最頻繁的蘆溝橋為中心,巧妙地策畫,使日本軍與第二十九軍衝突,第三十七師完全中了它的圈套。」

日本有兩位教授,先後到台灣,都大談蘆溝橋事變「第一槍」的問題。

五十四年前,也就是1961年,日本亞細亞大學經濟學教授石村暢五郎來台,在淡江文理學院(淡大前身)作公開演講時說:蘆溝橋的第一槍,是共產黨的游擊分子,同時向中日軍隊開的,因為挑起中日戰爭,正是共產分子當時陰謀的最大目標。他還說,當時蘆溝橋衝突部隊的部隊長櫻井德太郎(實則為日軍北平陸軍特務機關少佐,兼第二十九軍顧問),是他的福岡小同鄉,戰爭結束以後,櫻井親口向他說的。

他這番說法,引起老報人龔德柏的反駁:

「我奉勸石村教授回到日本,找到重光葵著的《昭和之動亂》上卷〈北支工作〉六項(121頁至123頁)讀讀,就知道蘆溝橋日本一士兵失蹤,是對華北五省大舉侵略的開始。這項政策,是廣田內閣在1936年8月11日五相會議所決定的;近衛內閣出兵五個師團,不過實行廣田內閣的決策而已。」

二十六年後,1987年,也是抗戰勝利五十周年,台北召開「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日本拓殖大學的秦郁彥教授,發表了一篇論文〈蘆溝橋事變與蔣中正先生的開戰決意〉,文中提到「第一槍的『犯人』,依然是個謎」。他把各種「犯人」說法,分為:

(一)日方所為的說法:

這一說法,是指該事件為中國駐屯軍、特務機關、浪人等出自個人的陰謀。至目前為止,有幾個人的名字被提到,但都不出推測的範圍,而現地的關係者,均加以否認。

(二)中方所為的說法:

(a)西北軍閥所為的說法:

此說是指反蔣運動失敗,意圖恢復華北實權的西北軍閥巨頭馮玉祥,連同石友三、陳覺生等人所為的陰謀。冀察政權內也有馮系分子。

(b)藍衣社所為的說法:

是國民政府的謀略機構藍衣社第四總隊,意圖製造日軍與第二十九軍衝突所為的陰謀。

(c)中國共產黨所為的說法:

此說自當時起即廣被採信。據說是潛伏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的中國共產黨北方局第一書記劉少奇(後為中共國家主席)所下的命令,但沒有證據證實。

(d)偶發性事件的說法:

第二十九軍的下級幹部或是兵士,因眼見日軍在自己面前演習,由於錯覺乃至於恐懼而開槍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批士兵便是自宛平縣城派駐堤防陣地的金振中指揮下的正規軍。」

秦郁彥教授出身於東京大學法學院,卻有興趣研究軍事史,這篇討論蘆溝橋「非法射擊」的問題,文字鏗鏘,只是他並不在行,根本不知道日本研究近代史的學人,對七七事變的「第一槍」,三年前早已默爾而息,萬馬齊瘖,再也不敢置一詞了。因為1984年,倫敦的「鳳凰平裝出版公司」(Phoenx Press Paperback)出版了路易士艾倫(Louis Allen)的《緬甸:最長的一戰》(Burma,The Longest War),並且由平久保正男、永澤道雄與小城正識譯為日文。書中主將之一,為日軍第十五軍軍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將,天驚石破,這員梟將在書中數度坦白自承,他就是:

蘆溝橋事變開出第一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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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的蘆溝橋,中日雙方部隊對峙時的番號及部隊長為:

中國部隊

第二十九軍——宋哲元上將、第三十七師——馮治安中將、第一一○旅——何基灃少將、第二一九團——吉星文上校、第三營——金振中中校。

日本部隊

支那駐屯軍——田代皖一郎中將、步兵旅團——河邊正三少將、步兵第一聯隊——牟田口廉也大佐、第三大隊——一木清直少佐、第八中隊——清水節郎大尉、八中隊第一小隊一度失蹤,廿分鐘後即歸隊的士兵——志村菊次郎。

中方的宋哲元軍長,當時在山東家鄉,何基灃旅長與馮治安師長都不在現地,面對日軍的為吉星文團長,守衛宛平城與蘆溝橋的部隊,為金振中那一營。

日方的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將,當時重病;旅團長河邊正三少將,則為了視察步兵第二聯隊正進行的中隊教練檢閱,離開北平到秦皇島西面的南大寺露營地,並不在北平步兵第一聯隊夜間演習的現場,而由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代理統裁;演習的一木清直少佐第一大隊,由所轄的第八中隊(清水節郎大尉)進行演習。

日軍演習,為的是普及步兵學校教官千田大佐主編的《新步兵操典草案》, 課目為:

「利用薄暮對敵軍主陣地實施攻擊」及「黎明突擊動作」;演習針對的目標,極為明顯。

因此,1937年7月7日晚上,蘆溝橋中日軍隊雙方對峙的主官為:

中國吉星文上校VS.日本牟田口廉也大佐。

四十七年後,《緬甸——最長的一戰》一書出版,牟田口廉也終於挺身而出,白紙黑字,自承他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啟釁的普林西佩。蘆溝橋事變,是他開的第一槍!

牟田口廉也的經歷如下:

牟田口廉也中將(Lt. Gen. Mutaguchi Renya),1888年生,佐賀縣人

陸軍士官(軍官)學校第二十二期步兵科畢業

陸軍大學畢業

陸軍士官學校區隊長

第一師團(林仙之中將)司令部部員

參謀本部部員

參謀本部總務部長(參謀總長載仁親王)1933.12.20-1936.12.1

支那駐屯軍(田代皖一郎中將)步兵旅團(河邊正三少將)步兵第一聯隊長1936.12.1-1938.7.15

新設第四軍(中島今朝吾中將)參謀長1938.7.15-1939.12.1

第四師團(山下奉文中將)參謀長1939.12.1-1941.4.10

第二十五軍(山下奉文中將)第十八師團長1941.4.10-1943.3.18

第十五軍中將司令官1943.3.18-1944.8.30

在以上職務中,他在資淺時,便進入日軍權力中心,在參謀本部由部員而升任總務部長。

當時,參謀本部的五個部長中,第一部長古莊幹郎,14期;第二部長磯谷廉介,16期;第三部長山田乙三,14期;第四部長西尾壽造,14期,都為少將;而牟田口廉也只是22期大佐,資低歷淺,卻任重且久,堪稱異數。他在日本陸軍皇道、統制兩派中為統制派,任參謀本部的要職達三年,自是得以厚植統制派的實力,也為自己扎根基,與統制派的主將東條英機相互配合。七七事變以後,更得東條提升,一帆風順,扶搖直上,成為野戰軍師團長兩年,更晉升軍司令官一年又半,紅極一時。

牟田口廉也掀起蘆溝橋事變,導致擴大為大東亞戰爭,他自知責任重大,在聯隊長任內三緘其口, 保持沉默。到了他調新設第四軍參謀長,升少將後,便蠢蠢思動。1939年,飯田祥二郎少將視察東北的關東軍,牟田口廉也便向飯田報告,自承「兩年前任第一聯隊長時,在蘆溝橋開出第一槍」!

這是牟田口廉也頭一次公開承認,自己掀起蘆溝橋事變。

牟田口廉也曾調任第四師團(山下奉文)參謀長,得到山下的賞識。山下奉文為皇道派,在二二六事件時,任軍事調查部長,事後皇道派遭到整肅,因為他是實戰的將領而留現役,但他對統制派的牟田口廉也仍加重用。

大本營派山下奉文大將的第二十五軍進攻馬來半島及攻占新加坡。山下所屬三個師團,有第十八師團(牟田口廉也中將)。此外,還有第五師團(松井太久郎中將)及近衛師團(西村琢磨中將)。

牟田口廉也率領第十八師團,在馬來作戰中表現不凡,師團的步兵第二十三旅團長佗美浩少將,率領步兵第六十三聯隊(那須義雄大佐),官兵共五千三百人,在1941年12月8日午夜(攻擊日D-day)一點三十八分,首先在馬來半島登陸成功,展開太平洋戰爭的序幕。攻擊發動時間(H-hour),較海軍南雲忠一中將「機動部隊」轟炸珍珠港,還早了一個半小時。

圍攻新加坡島時,第十八師團與第五師團並肩登陸作戰。1942年2月9日零時,渡過柔佛海峽(Johore Strait)。由於船艇有限,登陸部隊分成十二個舟波。通常師團司令部,應在對岸已有橋頭堡時的第十舟波登陸,而急於建功的師團長牟田口廉也中將,卻早於主力部隊,搭乘第三舟波突擊搶灘,等於直接跳進敵陣火力,師團司令部的參謀竟被英軍手榴彈炸斷了腿腳。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英軍投降。論功行賞「馬來之虎」山下奉文大將當居首功,可是由於他屬於皇道派,在春暖花開的「昭南市」,只待了四個半月;7月1日,便奉首相兼陸軍大臣東條英機大將一道金牌召回東北,密令:

「直往滿州牡丹江新任職所。」

山下奉文就此任關東軍第一方面軍司令官,冷藏在東北達兩年三個月。直到戰爭末期軍事失利,東條1944年7月22日下台,他才在1944年9月23日復出,歸還菲島擔任指揮官,但已難挽狂瀾於既倒了。

日軍兵下馬來亞的第二十五軍,三個師團長中,只有第十八師團長牟田口廉也中將,特蒙東條拔擢,在1943年3月18日,繼飯田祥二郎出任在緬甸作戰的第十五軍軍司令官。

「彼得原理」(The Peter Principle)認為「在一個機構中,每一位員工都會升到他的辦事無能級」,牟田口廉也未能例外,他在勝利光環籠罩下,飛黃騰達,成了獨當一面的主帥,心態與用兵便由一員身先士卒的驍將,而成為養尊處優、好大喜功、目空一切的梟將;他指揮跋扈,撫御無能,在一年五個半月的軍司令官任內,先後將軍參謀長小畑信良少將,及麾下三個師團長(第卅一師團長佐藤幸德中將,第卅三師團長柳田元三中將,及第十五師團長山內正文中將)悉數撤換,可見一斑。以致緬甸一戰,成為一敗塗地、全軍盡沒的敗將。

他的勃勃野心遠不止此,1937年,在北平附近發生蘆溝橋事變(按:蘆溝橋位於河北省宛平縣),他身為聯隊長,深信自己引爆了中日戰爭,終至引起珍珠港和太平洋戰爭。他升為第十八師團師團長,參與征服英屬馬來亞,也是使新加坡投降的日軍主力,那是他的第二次勝利。而第三次,將居各次勝利冠冕的,便是將印度從大英帝國奪下來;他更在日記中,直言不諱,要在發動蘆溝橋事變與攻略新加坡兩大功績外,驅軍直入印度,立下第三大功:

我啟動了蘆溝橋事變,擴大成為支那事變,然後加以擴展,直到它轉變成為大東亞戰爭。倘若目前我以本身全力進入印度,能對大東亞戰爭作出決定性的影響;我,原是這一次大戰爆發的遠因,定會在國人眼中目為做得對。

有了以上這些當事人自承不諱確鑿無訛的史實,在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我們終於解開抗戰史上七十八年來的一個疑團:

1937年7月7日夜,在蘆溝橋事變發出第一槍,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犯人」,便是:

日本支那駐屯軍步兵旅團第一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

牟田口廉也,中日兩國人民,記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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