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溝橋的第一槍

日本研究近代史的學人,對七七事變的「第一槍」,三年前早已默爾而息,萬馬齊瘖,再也不敢置一詞了。因為…… 圖/林崇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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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夜,中日軍隊在北平市的蘆溝橋發生衝突,雙方進行交涉調解,日軍揚言演習失蹤的那名士兵志村菊次郎,也已在二十分鐘以後歸隊。這時卻響起了震撼全世界的第一聲槍響,爆發了我國為時長達八年的抗日血戰,迄今已達七十八年。

在歷史的記載中,交戰國雙方的中國與日本當局,都將蘆溝橋事變定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

蔣經國在〈建黨八十五周年紀念專文〉中,便指出「中國抗戰,是關係整個世界大戰成敗的一役」;更沉痛說,當時「我全國軍民浴血抗戰,悲壯慘烈,列強不但沒有正義的行動,而且還把戰略物資供應給侵略者;甚至還幫日本封鎖我們的國際通路,對苦難的中國落井下石」。

日本在1941年12月12日,也就是攻擊珍珠港後第四天,由「大本營與政府聯繫會議」為發動的太平洋戰爭定名,通過決議為「大東亞戰爭」;而由內閣情報局公開宣布「這次對米、英、蘭(荷蘭)戰爭,含中國事變,統稱為大東亞戰爭;雖稱大東亞戰爭,但並非意味著戰爭地域僅限於大東亞」。足見日本政府坦率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戰,自七七蘆溝橋事變開始。

西方記載兩次世界大戰,迥然有別,以一戰來說:「1914年6月28日上午十一點十五分,奧地利的斐迪南大公(Francis Ferdinand)及夫人,在奧匈帝國的波斯尼亞省(Bosnian)省會塞拉耶弗市(Sarajevo)遇刺身亡,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槍的人,是波斯尼亞省的塞爾維亞人(Bosnian Serb)加夫里洛普林西佩(Gavrilo Princip)」,足見歐洲史界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的人事時地,敘述得清清楚楚;但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卻略而不詳。

七十八年後,儘管是抗日戰爭勝利已到了七十周年,我們今天還有很多人要問: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普林西佩何在?說得更明確一點:

蘆溝橋事變,是誰開的第一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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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雖然將蘆溝橋事變納入世界大戰(World Wars),但對中日雙方誰啟動戰端,卻不分青紅皂白,一筆帶過,稱「1937年7月7日,中國與日本的部隊,在接近北京(應為北平)的蘆溝橋(馬可波羅橋)相互開火」。可見西方史學家對亞洲不求甚解,重大地名都不正確。

美國寫《旭日東升》(The Rising Sun)的約翰杜蘭(John Toland),對這一段史實,也寫得模稜兩可:他在書中第二章〈蘆溝橋〉(To the Marco Polo Bridge)中猜測:

「開槍的是什麼人呢?是否土肥原一派日軍,為了製造以兵力侵略中國的口實,而故意擴大事態呢?還是共黨為了觸發蔣介石和日本人之間的全面戰爭,以便於促成赤化中國的目標,而陰謀暗放的冷槍呢?」

西方史學界無法斷定蘆溝橋事變誰是禍首,中日雙方的史學家更是說法齟齬,歷經四十七年,迄無定論。

日人古屋奎二所著的《蔣總統祕錄》中,提及「第一槍由哪一方面射出,有人推是共產黨的便衣隊所發,藉以肇生事端。但(二十九軍排長)祈國軒說:『共軍的槍聲又是一種聲音,馬上就會聽得出來,並不像那樣的響聲。』」

李雲漢著《盧溝橋事變》一書,對戰後日本偏重「誰放第一槍」問題,淡然不以為意:「由於日軍在盧溝橋的演習是非法的,更由於盧溝橋事變已演變為兩國間全面的戰爭,所謂『第一槍』的爭論,已毫無意義。」(按:本文提及「蘆溝橋」因引文出處不同,部分作「盧溝橋」仍依照原文。)

「戰後日本出版有關盧溝橋事變的書籍,無不偏重所謂『第一槍』問題。暗示的用意是:誰放出『第一槍』,誰就要負挑起戰爭的責任。但問題並非如此簡單,不僅所謂『第一槍』迄今仍是『謎』,說7月7日夜晚盧溝橋畔射擊『第一槍』的一方,該負戰爭責任,也是草率而膚淺的看法。」

當時擔任北平大使館武官輔佐官的今井武夫少佐說:「最初的射擊有人認為中國兵偶然發生,或有計畫性者、或陰謀,此陰謀是由於日本軍的謀略,或由中共、或由尖銳抗日分子之謀略等。雖以各種方式調查,但至今仍然不清楚該項縱火者是誰。但不管如何,根據本人的調查結果,絕對不認為是日本軍所為。」

寫《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的吳相湘,在1960年,在東京面告今井武夫說:「第一槍問題是枝節問題,日軍當時在河北省各地的橫行無忌,才是觸發戰爭的真正原因。」

日方熱心討論「第一槍」的人,首先是事變時的當事人。如支那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等,都寫了「回想錄」和一些專文;寺平忠輔則著有《蘆溝橋事件》專書;當年在蘆溝橋演習的中隊長清水節郎「手記」,也被視為重要的史料。其次是歷史學者們,如貝塚茂樹、岩村三千夫、秦郁彥、臼井勝美,軍事評論家兒島襄,新聞評論家古屋奎二等,在他們的著作中,也都討論到「第一槍」的問題。軍史學家伊藤正德說得更爽快:「此一事件的發生,可能是共產黨的陰謀,無賴漢的製造事端,或無統制的反日中國軍人的惡作劇,反正均和日軍無直接關係。」

另外在日軍《北平特務機關日記》中,有關「對於華北事變開端」的情報,7月16日記事如下:

「冀察要人的有關華北事變談論如下:

事變的主角是(國民政府抗日)藍衣社駐平津第四總隊,該隊在軍事部長李杏村、社會部長齊如山、教育部長馬衡、新聞部長成舍我的組織之下,再由西安事變當時曾在西安的第六總隊之一部參加,以日本軍經常演習最頻繁的蘆溝橋為中心,巧妙地策畫,使日本軍與第二十九軍衝突,第三十七師完全中了它的圈套。」

日本有兩位教授,先後到台灣,都大談蘆溝橋事變「第一槍」的問題。

五十四年前,也就是1961年,日本亞細亞大學經濟學教授石村暢五郎來台,在淡江文理學院(淡大前身)作公開演講時說:蘆溝橋的第一槍,是共產黨的游擊分子,同時向中日軍隊開的,因為挑起中日戰爭,正是共產分子當時陰謀的最大目標。他還說,當時蘆溝橋衝突部隊的部隊長櫻井德太郎(實則為日軍北平陸軍特務機關少佐,兼第二十九軍顧問),是他的福岡小同鄉,戰爭結束以後,櫻井親口向他說的。

他這番說法,引起老報人龔德柏的反駁:

「我奉勸石村教授回到日本,找到重光葵著的《昭和之動亂》上卷〈北支工作〉六項(121頁至123頁)讀讀,就知道蘆溝橋日本一士兵失蹤,是對華北五省大舉侵略的開始。這項政策,是廣田內閣在1936年8月11日五相會議所決定的;近衛內閣出兵五個師團,不過實行廣田內閣的決策而已。」

二十六年後,1987年,也是抗戰勝利五十周年,台北召開「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日本拓殖大學的秦郁彥教授,發表了一篇論文〈蘆溝橋事變與蔣中正先生的開戰決意〉,文中提到「第一槍的『犯人』,依然是個謎」。他把各種「犯人」說法,分為:

(一)日方所為的說法:

這一說法,是指該事件為中國駐屯軍、特務機關、浪人等出自個人的陰謀。至目前為止,有幾個人的名字被提到,但都不出推測的範圍,而現地的關係者,均加以否認。

(二)中方所為的說法:

(a)西北軍閥所為的說法:

此說是指反蔣運動失敗,意圖恢復華北實權的西北軍閥巨頭馮玉祥,連同石友三、陳覺生等人所為的陰謀。冀察政權內也有馮系分子。

(b)藍衣社所為的說法:

是國民政府的謀略機構藍衣社第四總隊,意圖製造日軍與第二十九軍衝突所為的陰謀。

(c)中國共產黨所為的說法:

此說自當時起即廣被採信。據說是潛伏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的中國共產黨北方局第一書記劉少奇(後為中共國家主席)所下的命令,但沒有證據證實。

(d)偶發性事件的說法:

第二十九軍的下級幹部或是兵士,因眼見日軍在自己面前演習,由於錯覺乃至於恐懼而開槍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批士兵便是自宛平縣城派駐堤防陣地的金振中指揮下的正規軍。」

秦郁彥教授出身於東京大學法學院,卻有興趣研究軍事史,這篇討論蘆溝橋「非法射擊」的問題,文字鏗鏘,只是他並不在行,根本不知道日本研究近代史的學人,對七七事變的「第一槍」,三年前早已默爾而息,萬馬齊瘖,再也不敢置一詞了。因為1984年,倫敦的「鳳凰平裝出版公司」(Phoenx Press Paperback)出版了路易士艾倫(Louis Allen)的《緬甸:最長的一戰》(Burma,The Longest War),並且由平久保正男、永澤道雄與小城正識譯為日文。書中主將之一,為日軍第十五軍軍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將,天驚石破,這員梟將在書中數度坦白自承,他就是:

蘆溝橋事變開出第一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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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的蘆溝橋,中日雙方部隊對峙時的番號及部隊長為:

中國部隊

第二十九軍——宋哲元上將、第三十七師——馮治安中將、第一一○旅——何基灃少將、第二一九團——吉星文上校、第三營——金振中中校。

日本部隊

支那駐屯軍——田代皖一郎中將、步兵旅團——河邊正三少將、步兵第一聯隊——牟田口廉也大佐、第三大隊——一木清直少佐、第八中隊——清水節郎大尉、八中隊第一小隊一度失蹤,廿分鐘後即歸隊的士兵——志村菊次郎。

中方的宋哲元軍長,當時在山東家鄉,何基灃旅長與馮治安師長都不在現地,面對日軍的為吉星文團長,守衛宛平城與蘆溝橋的部隊,為金振中那一營。

日方的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將,當時重病;旅團長河邊正三少將,則為了視察步兵第二聯隊正進行的中隊教練檢閱,離開北平到秦皇島西面的南大寺露營地,並不在北平步兵第一聯隊夜間演習的現場,而由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代理統裁;演習的一木清直少佐第一大隊,由所轄的第八中隊(清水節郎大尉)進行演習。

日軍演習,為的是普及步兵學校教官千田大佐主編的《新步兵操典草案》, 課目為:

「利用薄暮對敵軍主陣地實施攻擊」及「黎明突擊動作」;演習針對的目標,極為明顯。

因此,1937年7月7日晚上,蘆溝橋中日軍隊雙方對峙的主官為:

中國吉星文上校VS.日本牟田口廉也大佐。

四十七年後,《緬甸——最長的一戰》一書出版,牟田口廉也終於挺身而出,白紙黑字,自承他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啟釁的普林西佩。蘆溝橋事變,是他開的第一槍!

牟田口廉也的經歷如下:

牟田口廉也中將(Lt. Gen. Mutaguchi Renya),1888年生,佐賀縣人

陸軍士官(軍官)學校第二十二期步兵科畢業

陸軍大學畢業

陸軍士官學校區隊長

第一師團(林仙之中將)司令部部員

參謀本部部員

參謀本部總務部長(參謀總長載仁親王)1933.12.20-1936.12.1

支那駐屯軍(田代皖一郎中將)步兵旅團(河邊正三少將)步兵第一聯隊長1936.12.1-1938.7.15

新設第四軍(中島今朝吾中將)參謀長1938.7.15-1939.12.1

第四師團(山下奉文中將)參謀長1939.12.1-1941.4.10

第二十五軍(山下奉文中將)第十八師團長1941.4.10-1943.3.18

第十五軍中將司令官1943.3.18-1944.8.30

在以上職務中,他在資淺時,便進入日軍權力中心,在參謀本部由部員而升任總務部長。

當時,參謀本部的五個部長中,第一部長古莊幹郎,14期;第二部長磯谷廉介,16期;第三部長山田乙三,14期;第四部長西尾壽造,14期,都為少將;而牟田口廉也只是22期大佐,資低歷淺,卻任重且久,堪稱異數。他在日本陸軍皇道、統制兩派中為統制派,任參謀本部的要職達三年,自是得以厚植統制派的實力,也為自己扎根基,與統制派的主將東條英機相互配合。七七事變以後,更得東條提升,一帆風順,扶搖直上,成為野戰軍師團長兩年,更晉升軍司令官一年又半,紅極一時。

牟田口廉也掀起蘆溝橋事變,導致擴大為大東亞戰爭,他自知責任重大,在聯隊長任內三緘其口, 保持沉默。到了他調新設第四軍參謀長,升少將後,便蠢蠢思動。1939年,飯田祥二郎少將視察東北的關東軍,牟田口廉也便向飯田報告,自承「兩年前任第一聯隊長時,在蘆溝橋開出第一槍」!

這是牟田口廉也頭一次公開承認,自己掀起蘆溝橋事變。

牟田口廉也曾調任第四師團(山下奉文)參謀長,得到山下的賞識。山下奉文為皇道派,在二二六事件時,任軍事調查部長,事後皇道派遭到整肅,因為他是實戰的將領而留現役,但他對統制派的牟田口廉也仍加重用。

大本營派山下奉文大將的第二十五軍進攻馬來半島及攻占新加坡。山下所屬三個師團,有第十八師團(牟田口廉也中將)。此外,還有第五師團(松井太久郎中將)及近衛師團(西村琢磨中將)。

牟田口廉也率領第十八師團,在馬來作戰中表現不凡,師團的步兵第二十三旅團長佗美浩少將,率領步兵第六十三聯隊(那須義雄大佐),官兵共五千三百人,在1941年12月8日午夜(攻擊日D-day)一點三十八分,首先在馬來半島登陸成功,展開太平洋戰爭的序幕。攻擊發動時間(H-hour),較海軍南雲忠一中將「機動部隊」轟炸珍珠港,還早了一個半小時。

圍攻新加坡島時,第十八師團與第五師團並肩登陸作戰。1942年2月9日零時,渡過柔佛海峽(Johore Strait)。由於船艇有限,登陸部隊分成十二個舟波。通常師團司令部,應在對岸已有橋頭堡時的第十舟波登陸,而急於建功的師團長牟田口廉也中將,卻早於主力部隊,搭乘第三舟波突擊搶灘,等於直接跳進敵陣火力,師團司令部的參謀竟被英軍手榴彈炸斷了腿腳。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英軍投降。論功行賞「馬來之虎」山下奉文大將當居首功,可是由於他屬於皇道派,在春暖花開的「昭南市」,只待了四個半月;7月1日,便奉首相兼陸軍大臣東條英機大將一道金牌召回東北,密令:

「直往滿州牡丹江新任職所。」

山下奉文就此任關東軍第一方面軍司令官,冷藏在東北達兩年三個月。直到戰爭末期軍事失利,東條1944年7月22日下台,他才在1944年9月23日復出,歸還菲島擔任指揮官,但已難挽狂瀾於既倒了。

日軍兵下馬來亞的第二十五軍,三個師團長中,只有第十八師團長牟田口廉也中將,特蒙東條拔擢,在1943年3月18日,繼飯田祥二郎出任在緬甸作戰的第十五軍軍司令官。

「彼得原理」(The Peter Principle)認為「在一個機構中,每一位員工都會升到他的辦事無能級」,牟田口廉也未能例外,他在勝利光環籠罩下,飛黃騰達,成了獨當一面的主帥,心態與用兵便由一員身先士卒的驍將,而成為養尊處優、好大喜功、目空一切的梟將;他指揮跋扈,撫御無能,在一年五個半月的軍司令官任內,先後將軍參謀長小畑信良少將,及麾下三個師團長(第卅一師團長佐藤幸德中將,第卅三師團長柳田元三中將,及第十五師團長山內正文中將)悉數撤換,可見一斑。以致緬甸一戰,成為一敗塗地、全軍盡沒的敗將。

他的勃勃野心遠不止此,1937年,在北平附近發生蘆溝橋事變(按:蘆溝橋位於河北省宛平縣),他身為聯隊長,深信自己引爆了中日戰爭,終至引起珍珠港和太平洋戰爭。他升為第十八師團師團長,參與征服英屬馬來亞,也是使新加坡投降的日軍主力,那是他的第二次勝利。而第三次,將居各次勝利冠冕的,便是將印度從大英帝國奪下來;他更在日記中,直言不諱,要在發動蘆溝橋事變與攻略新加坡兩大功績外,驅軍直入印度,立下第三大功:

我啟動了蘆溝橋事變,擴大成為支那事變,然後加以擴展,直到它轉變成為大東亞戰爭。倘若目前我以本身全力進入印度,能對大東亞戰爭作出決定性的影響;我,原是這一次大戰爆發的遠因,定會在國人眼中目為做得對。

有了以上這些當事人自承不諱確鑿無訛的史實,在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我們終於解開抗戰史上七十八年來的一個疑團:

1937年7月7日夜,在蘆溝橋事變發出第一槍,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犯人」,便是:

日本支那駐屯軍步兵旅團第一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

牟田口廉也,中日兩國人民,記住了!

 

1941年史達林《0428號訓令》

在蘇德戰爭初期,斯大林曾下達了一個秘密指令,就是著名的《縱火者訓令》(Fackelmänner-Befehl)。關於《縱火者訓令》是後人命名的,原名是1941年11月17日,蘇聯最高統帥部下達的《第0428號》訓令(Stawka-Befehl 0428)。

 

關於訓令藏在前蘇聯檔案館的原件早已被後來的蘇聯領導人銷毀了。訓令大至意思是要求內務部隊到德國佔領區穿著德國黨衛隊和德軍的服裝去摧毀和焚燒德佔區的居民點,殺死與德軍「通好」的居民,並留下幾個「證人」已證明德軍是因為蘇聯游擊隊的襲擊而採用的殘暴報負手段,以激起佔領區蘇聯(特別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居民的反德情緒,有利於發動更多的人加入抗德的游擊隊。

 

另外與德軍對陣的前沿縱深40~60公里的居民點,蘇軍集中使用火炮和迫擊炮,使用偵察兵、滑雪兵和游擊隊,當然還有空軍去摧毀所有居民區!

 

以上的事件我得知后十分震驚,難怪德國許多老兵都不承認在戰爭初期的破壞行為~!更多得說是蘇聯人自己破壞造成的,目的是在於挑起佔領區的居民與德國佔領軍的仇恨!

 

當初有德國人說出這樣的事實后,多被駁斥,原因很簡單,德國在二戰幹了大量壞事,像以上這種事蘇聯不可能也沒條件去做,只有佔領軍才有條件去屠殺和破壞。

 

但事實是往往讓人無法相信的。1989年原蘇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國防軍軍史研究所所長德米特利•安東諾維奇•沃爾科戈諾夫寫得一本回憶錄《斯大林,勝利與悲劇》中提到了這個被稱為《縱火者訓令》。內容關鍵之處是叫里亞申科大將對他講述的內容,里亞申科的部隊摧毀了好幾個村莊。當時這些村莊並未被德軍佔領。書中許多關鍵之處均加了省略號,很明顯作者想說不敢說。

 

1985年美國人Corsn和Cowley寫得一本《新克格勃》的書里披露了許多關於斯大林發布的〈縱火者訓令〉的內容,只有第202頁上寫到關於蘇聯內政部軍經常穿著德國黨衛軍的服裝去那些德軍未到達的地區,殘暴殺害、姦淫、搶劫,並總有意留下一些活口做見證人~~~當時並不受注目,因為冷戰的原因很容易被理解成污衊戰略對手!

 

1997年德國《東普魯士報》在一篇署名文章中提到了一樁重要的二戰疑案。就是《0428號訓令》,指明了訓令中的細節,訓令中命令德國佔領區的蘇聯武裝儘可能穿上德軍制服去絞死那些和德國人合作的蘇聯平民,並有意留下「活口」以證明是德軍幹得。該報的依據是:美國華盛頓國家檔案館有人發現了編號為「第429號檔案系列461卷宗」的〈縱火者訓令〉原件。是由美國陸軍總參謀部東方外軍處提供的。但是蘇聯的絕密檔案出現在美國,其可信難難免會打一些折扣。

 

為了澄清歷史事實,九十年代德國慕尼黑史實研究所決定立項調查,任命哈特曼和查魯斯基兩個歷史學家擔任負責人。可是也無法直接找到原件。但他們卻驗證了蘇聯敵後武裝曾有計劃地大規模收集和仿製德軍制服,以及在德佔區進行一些莫名其妙的燒殺!

 

他們當時很無奈,因為德國人說得沒人信,前蘇聯,俄羅斯人也不願說~後來他們在《史實》雜誌中撰稿,根據他們掌握的大量歷史證據,他們把訓令稱為「不有界碑的事實」。

 

世界許多人不斷在尋找關於0428號訓令原件的直接證據,但關鍵證據必須來自前蘇聯才算最有效可信。問題在於,像這份訓令這樣的絕密文件是很難作為檔案封存的。

 

前蘇聯國家檔案館的負責人皮霍亞在俄羅斯《星火》雜誌上曾撰文吐露:蘇聯曾實施過一個所謂「控制歷史」的計劃,對國家檔案館和黨務檔案館里的館藏進行定期清理。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十年間,僅蘇聯的黨務檔案館銷毀檔案2500萬份。1991年蘇聯解體時,國家檔案館銷毀了200多萬檔案卷宗。

 

依此判斷,像《縱火者訓令》這樣的絕密檔案即使能夠保存到蘇聯解體,也必然在最後一刻徹底蒸發。

 

所以面對這樣的結論,幾乎所有想了解《縱火者訓令》謎底的人都失望了。

 

但是,奇迹出現了,令德國史學家和國際社會始料不及的是,《縱火者訓令》不僅還存在,而且居然由俄羅斯通過其聯邦安全局(FSB)將它公諸於世!

 

2000年2月12日德國《東普魯士報》刊出了0428號訓令的原件,一個被塵封了59年的歷史疑案終於被揭開了謎底。

 

下面就是原件全文:

 

 

斯大林第0428訓令

1941年11月17

 

最高統帥大本營命令:

 

1.對在主要戰線後方40到60公里縱深的德軍佔領區內的所有居民點要一律摧毀並焚燒,道路兩側的摧毀範圍定為20到30公里。在既定半徑內毀滅居民點的行動中須調用空軍,須大面積使用重炮和迫擊炮,同時要使用配備燃燒瓶的偵察、滑雪特遣隊和游擊武裝。狩獵特遣隊應主要穿上繳獲來的德國陸軍和黨衛軍的制服來實施這一毀滅計劃,以此來激發對法西斯佔領者的仇恨,並使得在法西斯後方徵召游擊隊員更為容易。必須注意,要留下能夠陳述「德軍暴行」的活口。

 

2.為達此目的,每個團要組成由20—30人構成的多個狩獵特遣隊,任務是爆炸和焚燒居民點。為實施這次毀滅居民點的行動,必須挑選勇敢的戰士。對那些在德軍戰線後方身著敵方制服、毀滅居民點的人建議勳章。在民眾中必須散布是德國人為報復游擊隊而燒毀了這些村莊和城鎮。

 

事實上許多德國軍官中的回憶錄中多次提到他們部隊在推進過程中不時看到大量居民區在燃燒,在他們身後佔領區,常常發生破壞活動,而這裏的居民在事後都十分敵視德軍。

 

關於未知所出的文件中,提到了關於斯大林得知戰爭開始后,那些被德軍迅速佔領地區的百姓竟夾道歡迎德軍,把德國人當成解放者。斯大林於是下令內務部執行一系列有關激化這些被占區居民與德軍的衝突的命令。〈0428號〉訓令出籠了,這就是被後人稱作的《縱火者訓令》。

 

有些事實很明擺,德國人戰爭初期進入蘇聯首先要解決的是猶太人,而許多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人(包括波羅的海人)也死於大屠殺,不得不讓我們懷疑德國難道不想要個穩定的後方嗎?

 

事實上還在戰爭期間德國人就不斷指責蘇聯內務部隊不斷偽裝成德軍進行許多燒殺行為。當然全世界沒有人相信德國人的話,因為他們是侵略者。在自己佔領的地方出現的殺戮,按正常邏輯這只能是德國人殺人後陷害蘇軍的行為。二戰後許多當年德國兵不斷站出來公開否定一些屠殺並非德軍所為。(這也包括像卡廷)但他們同時也不否定德國人屠殺了許多蘇聯人。這點上德國人與日本人差別很大,日本右翼分子常常捕風捉影的找到某些所謂「證據」來否定南京大屠殺,美化侵略!

 

當年德國士兵不斷申斥自己的冤屈,同時也從不否定德國當年幹得壞事。他們常說:德國人在蘇聯犯下的罪行是事實,誰也否認不了,那麼蘇聯對自己人民犯下的罪行為何全扣上德國人身上?知道的人是有的,那就是蘇聯最高統帥部和德國軍隊,但一個是不願說,另一個說出來沒人信。最後的結果就是誰最後打敗了這筆帳就算到誰頭上。德國人總歸當定了黑彼特(德語:就如同中國的「冤大頭」)

 

時隔60多年的今天,這道訓令仍然散發著令人震驚的恐怖輻射力。無疑一定程度上成了否定蘇軍「威戰之師」、「人民之師」的猛料。

 

《縱火者訓令》引發了一場充滿血腥和傳奇性的大規模敵後行動,如果它的攻擊對象是殺進蘇聯家園的德軍,它會在戰後堂而皇之地載入「二戰」史冊和蘇軍戰史。然而,只要蘇聯存在一天,《縱火者訓令》就決不可能被全面曝光。

 

這個鮮明的反人類特徵不僅無法為有良知者所接受,就連它的炮製者都無顏把事實昭示於世人。如果不是俄羅斯為了表示和這塊土地上發生的罪惡徹底割斷聯繫,《縱火者訓令》將成為永世之謎。然而,即使是在這道訓令最終浮出了水面后的今天。大家都無法相信這一切!

 

文章來源:阿波羅網

今天盧溝橋七七事變紀念

老戰友工作室-ALTE KAMERADEN

 

紀念盧溝橋事變,免不了就要談到29軍,這支延續馮玉祥西北軍主體的國民革命軍,在歷史上享有太久的”打響抗戰第一槍”的名譽。在民族大義的立場下,歷史被隱去某些環節,做了適度的改寫,於是29軍在國人心目中,一直都是站在第一線勇敢抗日的角色。

今日時過境遷,歷史的時空縱深已經拉開,得以讓我們脫離感情因素,而能夠還原更多的事實真相,透過這些事實真相,我們才得到更多更深入的歷史啟示。

歷史上的29軍,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事實上並不如電影演得一般,一心熱血抗日。由於政府為了反制日本特務機關扶持的殷汝耕「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於民國24年底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由宋哲元擔任委員長,身兼察哈爾和河北省的軍政大權,更有了兩省的獨立稅收,29軍一下擴充至10萬人,並有能力向外採購軍備,儼然成為在華北地區的實力人物。在這種情況下,29軍宋哲元集團,已得以與南京中央維持著半獨立的狀態,也成為日本特務機關拉攏與工作的主要對象。

從七七事變發生後,由第29軍與日人交涉的過程中發現,29軍的首腦們還盡力想在與日本人、南京中央的三角關係中,求得一個苟且生存的空間,以保存其既得之勢力範圍與利益。而日本政府儘管一開始即確立「不擴大」原則,但此決議未能對軍部起到約束作用,日本帝國陸軍持續向華北地區增兵,到7月28日日軍發動攻擊直前,日軍在平津共集中關東軍2個旅團、朝鮮軍1個師團,日本本土3個師團!

事變爆發後,反倒是南京中央的反應堅決迅速,立刻調派中央軍孫連仲與龐炳勳的部隊北上,以應最壞狀況之發生,這兩支部隊均為出身自馮玉祥西北軍系的中央軍,但為29軍軍長宋哲元所嚴拒,該兩部只得停留在保定和滄州,不再前進。7月17日的廬山宣言,已表明不惜發動全面抗戰的決心。

儘管有南京中央的明確支持,但29軍首領們仍企圖回復原狀,態度遊走在和戰之間,29軍與日軍交涉代表張自忠,甚至已經與日方訂定讓步協定。宋哲元對於南京中央的號令均未遵行,蔣委員長三度要求第29軍軍長宋哲元移駐保定指揮,宋置之不理,24日宋在呈給委員長的信函中,還要求委座暫時忍耐,並「將中央軍稍作後撤」云云…..。宋哲元仍在想和日軍達成某種妥協,化解事端。

是以,當日軍於28日對平津發動全面攻擊,29軍根本並未處在戰備狀態,受到了相當損害,部隊僅倉皇間做了零星抵抗,就全數撤出平津。這個時候,宋哲元才要求中央軍「星夜兼程北進」,然勢已崩壞。

29軍殉國的兩位將領,副軍長佟麟閣與132師師長趙登禹,都是在混戰中陣亡的,因為並未發生有組織的防禦戰鬥;而趙登禹更是在撤離北平途中遇伏,在座車上被打死的,與我們一般認知的力戰殉國,有極大的差距。趙早年作戰勇敢,但升任師長時作風已腐化,據劉汝明說,趙登禹因作戰負傷,為止痛而染上鴉片,實則當時北方將領吸大煙者比比皆是,在北平的這幾年昇平的歲月中,趙早已不復當年勇。

寫出這段的用意,並不是在刻意貶抑七七抗戰時的第29軍,而只是要還原一個歷史原貌,七七事變爾後演變成全面抗戰的爆發,真正在全局上做總支撐的,是南京中央以及最高領袖的蔣介石,而在平津第一線與日本人周旋的第29軍,卻未從一開始即有堅決抗戰的決心。只有還原這一段歷史,將29軍當時七七事變以後的態度及其處置狀況真實呈現,我們才會發現,事實上從7月8日以後,一直到28日打起來這段時間,態度堅決備戰的,預作抗戰準備者,從頭到尾都是蔣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如果還繼續給予29軍在七七事變中以前那種不實的光環,我們就會很容易將南京中央在七七事變中的作用遺忘掉,也更忽略了老蔣的一片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