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被打垮的农村精英

“地主”或者叫做“土地出租者”,出租自有土地,并从中收取地租,这种经营活动算不算是不是一种罪恶?其实,这就是一种正当的经营活动。就像把私有住房出租,从中收取房租是一样的性质。现在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包括美、英、法、德、日本等,和最近实行土地私有化的俄罗斯,他们的耕地基本上都是私有。土地的主人,可以是自耕农,也可以雇佣农业工人。如果他们暂时不打算耕种土地,又不愿意出卖土地,他们可转租给别人耕种,收取一些租金。这里没有什么“剥削”“被剥削”的问题,更不应该是什么犯罪行为。如果收取地租,是剥削,那么,把钱存在银行里,拿利息是不是剥削?即使在建国后,银行不是照样对存款者付给利息吗?

中国地主,其存在有几千年历史,就其土地来源而言,“地主”资产的原始积累也有一个过程,也有不同的类型,有些“地主”的资财是靠勤奋劳作积累出来的,有的是在外地经商赚了钱,回家买了地,也有的是来自祖辈的遗产,不能说全是不义之财,不能说“地主”的资财都是抢劫来的、都是罪恶的产物。

历史地看,“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农村中有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用农民的话来说,就是种田的“好把式”,他们上升为富农、地主后,代表着当时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他们经验丰富,接受新生事物较快,有能力选择和改良作物的品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总是达到当地最高水平;他们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苦农民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如果让他们继续富下去,其子女留学美国归来后办农场,中国的农业或许会改变面貌,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得罄空……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

换言之,地主在那个社会不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他本身有许多积极因素。绝大多数地主们青少年时期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也可称之为农村精英。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因为有地主这一阶级存在,中国传统的乡绅社会才能在农村真正建立,从而也避免了中国乡村的空洞化。这些人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新一代或者上新式大学,或者到外国留学,有的儒家思想深入骨髓,有的民主自由思想铸造人格,成为新的绅士,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具有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的善举,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经过较好教育进入官场、文坛、教育界、商场、工厂等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

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那些读书不多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学问,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

就经济而言,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地主中有为非作歹之人,贫农中何尝没有为非作歹之人?

事实上,农民需要的是土地不是房子,土地才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只要扩大他们的地权鼓励产量大户和种田好把式(新使其地主),农民照样可要依赖种地发家致富。扩大农民地权要抓住两个核心:一是要让农民占有更多地租增值,二是要让土地成为农民的发展资本。抓不住这两个核心的任何制度安排,无论是什么“化”或是再延长承包权70年或是永佃制或是永包制或承包权物权化,都可能是假保护农民地权之名,行剥夺农民地权之实,是一种“制度性”欺骗农民、便利强势阶层剥夺农民地权的“技术性”手段。这种情况90年代以来频频发生,是一定要加以防范的。

从历史上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把地主这一社会阶层整体上予以剥夺。这一行为将中国农村千百年来赖以运转的乡绅社会破坏无遗,造成农村精英缺失,并进而演化成今天几乎无法解决的“三农问题”。

在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被送进历史垃圾堆的今天,我们对资本家对地主都该有全新的认识。

被“1949”打压已久的“1945”

在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的时候,我们必须澄清一个被有意搞混的问题:中国彻底扭转自1840年以来的颓势,开始了民族复兴大业并走向世界大国不是在1949年,而是1945年。

在1945年,中国有一个被法西斯国家及其仆从所仇视但被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府和政治力量(例如各国反法西斯的流亡政府)所承认的统一的民族政府。在这个政府的领导和协调下,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包括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强大援助下,不但赢得了捍卫国家主权的战争,收复了台湾和东北,而且出兵东南亚,为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上打败法西斯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坚苦卓绝的抗战扭转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任人欺凌的形像,赢得了反法西斯阵营的尊重,标志着“半殖民地”地位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至此都已终止,中国第一次在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中扮演正面和强者的角色,不但被列为世界五强,而且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尤其是常任理事国。从一个在自己领土上被迫接受列强的特权的弱国到一个在国际事务上享有特权的大国,中国靠的不是过去的列强地位(英法),也不是超强的军事实力(美苏),更不用炫耀恐怖的蘑菇云,而是在民族抗战中用卓绝勇气和牺牲精神换来了世界大战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当时不明明还是一个弱国吗?开罗会议上中国利益不还是受到损害了吗?再说,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不是罗斯福出于美国利益硬给安排的吗?对于前两个问题,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是一个由弱变强的过程,没有哪个国家突然在某一年在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关系上全面崛起为强国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总会有一些阶段性的或者某一方面的标志性事件。如果当时的中国弱到其利益在开罗会议上还能被妥协被损害的地步(损害中国的恰恰是支持中共的苏联而非美国),那更说明这个五强之一的名义来之不易。至于罗斯福的“恩惠”说,国际政治上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世界五强之一这个名分是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牺牲和贡献之后应得的报酬和实惠。罗斯福认识到这一点,排除了苏联和英国的反对,帮助中国获得了世界大国的头衔,为以后的中国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创造了条件,这总比被毛泽东称为“中国人民的朋友”斯大林当时力图以强权恢复沙皇在中国东北的殖民利益更值得中国人感谢吧?

除了国际意义,1945年给中国国内政治生活带来的希望也是近代史上少有的。

国民政府领导抗战带来的威望使它成为1911年以来在人民心中最具合法性的中央政府;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战胜法西斯的历史过程为消除地方割据和实现民族团结奠定了基础;抗战后期国统区的民主气氛和各党派都能对国家大政方针畅所欲言的环境为实现民主宪政准备了条件;社会的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有充份的保障,连指责执政党是法西斯独裁、要求军队国家化的报刊都能公开出版发行;主要反对派中共一度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口号也显示了自1927年以来一直进行你死我活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的两党并非没有避免冲突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国内政治环境有朝着良性有序和平宽容方向发展的希望,体现在1946年初各党派坐下来共商国是的“旧政协”上。

今天从这个角度回顾1945年,如果说“旧政协”为什么失败和国共双方谁该为内战负责或者谁有更大的责任这些问题牵涉到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话,那么我想中国在1945年所获得的国际地位应该是一个简单明了的历史事实,每一个中国人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都不但应该承认而且应该为之骄傲。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是没有任何根据的。1949年以来的官方不但从来就避免谈论1945年给中国的国际地位带来的巨大变化,甚至连中国当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都不承认,说中国的独立是1949年的革命所带来的,理由是1949年以后“帝国主义被赶出了中国”,但又从不告诉人民当时中国究竟被多少国家承认、不平等条约有没有被废除这些关键问题。这里的“赶出”无非是外交关系的中断、外资的国有化和西方国家在华宗教文化慈善事业的终止。但是,这些变化的性质是一个国家国际关系的变化,而不是从殖民地到独立国家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和中国革命相比的是霍梅尼的伊朗革命(伊朗人认为那场革命赶走了西方势力,但却从来不认为它给伊朗带来了“独立”,这个事实说明即使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政权对于本国历史的连续性也有起码的尊重),而决不是发生在越南、阿尔及利亚和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民族独立斗争。但在官方的世界历史叙述中,中国1949年的革命往往被鱼目混珠,放在这个世界范围内民族独立浪潮之中。)。不久之后中国的走上“全盘苏化”的道路,更说明了这个变化的实质。值得指出的是,当毛泽东宣布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时,唯一在华享有特权、在中国旅大建有军事基地的不是西方国家,而是苏联(美国在华曾经有过的军事设施都是为二次大战服务的,和帝国主义不沾边,而苏联在中国的军事基地建立于战后,理由就是为了维护苏联的安全,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霸权主义)。苏联的这个帝国主义特权在“新”中国又维持了将近10年,成为对“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的绝妙讽刺。

“1945年”就是这样在中国大陆被“1949年”压制了半个多世纪,直到最近10年才有所松动,其对历史的扭曲曾经到了连国军军队在抗战中为国捐躯的烈士墓都难逃厄运的地步。这种压制的历史作用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合法性提供了主要资源:一个给自己民族带来独立的政权,当然是一个劳苦功高的政权。“1949年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的历史获得了真正的独立”,以此为核心的历史教育和官方宣传长期以来如此“深入人心”,以至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中国人虽然知道1949年以前连苏联都在南京有大使馆以及诸如此类的很多历史事实,但“毛泽东给中国带来了独立”这样的谎言仍然是他们下意识的一部分。然而就在历史记忆和政治宣传上压制“1945年”的同时,建立于1949年的政权却在1972年取代台湾进入联合国并顺理成章地成为常任理事国,从“1945年”这颗民族的大树上摘下了最大的一个桃子,至今享用不尽。

如果没有“1949年”,“1945年”给中国创造的条件和指明的方向可能会大大缩短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历程。今天在中国终于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世界大国时,我们应该认识到长期以来用1949年打压1945年,这不是作风正派光明磊落的政治家所为,应该被今天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所唾弃。在教科书上写清楚1945年的中国不但是一个独立的而且是有世界影响的国家难道就会置自己于死地吗?

土改 中国道德传统崩溃的开始

自从“土改”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正义事业”之后,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

(一)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

如果请中国大陆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谈谈对“地主”的印象和认识,不少人会说出这样一番套话:

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为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剥削阶级。他们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刘文彩……。

黄世仁,延安时代歌剧《白毛女》中的老牌地主。这个歌剧,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编为电影、芭蕾舞剧等,因而名扬天下。剧中的黄世仁逼债,逼死了贫雇农杨白劳,强暴了杨白劳的独生女喜儿。喜儿出逃后躲在山洞里,以偷吃山神庙的供果为生。由于长年累月不见天日,营养不良,变成了“白毛女”……某次在延安演出,当剧情发展到高潮时,一位连级军官激愤过度,怒不可遏地拔枪向扮演黄世仁的演员开了一枪……幸亏没有击中,可见剧情感人之深。多少年来,连绵不断地演出,“教育”了亿万青少年观众,使黄世仁成为家喻户晓、人人恨之入骨的恶霸地主。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小学语文课本中有一篇《半夜鸡叫》的课文,节选自战士作家高玉宝的长篇自传体小说。课文里的地主名叫周扒皮。这个可恶的家伙为了催促长工们早起去干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鸡笼子里学雄鸡打鸣,引起雄鸡纷纷啼叫。鸡一叫,长工们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后来,长工们设计,故意将周扒皮当作“偷鸡贼”痛打了一顿……这个戏剧性的故事,在嘻笑声中农民的仇恨得以发泄。从此,“地主是农民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一概念,深深植入了孩子们的心灵。最早读过这篇课文的孩子,现在都已进入“知天命”之年了。

《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是另一个“怙恶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万贯家财,组织和支持反动武装,与海南岛共产党 领导的游击队为敌。最后,被“琼崖支队”“红色娘子军连”的连长吴琼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当过丫鬟)击毙,得到了可耻的下场……

刘文彩是四川省大邑县的大地主,也是个“无恶不作”的坏家伙。他家设有“水牢”,把贫农冷月英关在“水牢”里……四川省美术学院的师生,根据刘文彩的背景故事,集体创作了“泥塑收租院”,把地主压榨农民血汗的场景形象化,文革期间全国巡回展出,轰动一时……又将刘文彩的庄园改建成“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让成千上万的人参观……展览内容无中生有、添油加醋、无限上纲,不择一切手段丑化刘文彩。

经过几十年的宣传、渲染和灌输,一提起“地主”,人们便联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他们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人人横眉冷对,个个切齿痛恨。

(二)地主的“罪恶”有几分真实?

带着政治目的,用文学艺术塑造的四大典型地主,是真实的吗?他们与现实生活中的地主差距有多大?

说实话, 那些虚构的故事,可以哄哄一般人和小孩子,但绝对骗不了亲身经历者和历史的知情人。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四大地主的故事中,有些情节是虚假的、编造的,有些 则是将许多坏人坏事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无论古今中外,任何地方,将社会阴暗面发生的各种坏事堆砌在某一个人身上,这人也就十恶不赦了。

就拿姓周 的小地主来说,他真的会半夜三更趴到鸡笼子里学鸡叫吗?不会的。要叫,躺在床上叫就是,声音可以传过去嘛。笔者小时候居住在农村,偶尔醒得特早的日子,听 到远处的雄鸡打鸣,叫声由远及近,最后,邻居家的雄鸡、自家的雄鸡都跟着叫起来……远远地学鸡叫,即使学得不十分准确,由于距离远,雄鸡听不分明,可能跟 着叫;趴在鸡笼子旁边学鸡叫,它听得分明,是人在叫,反而不会跟着叫了。——这道理是十分明显的。

课文里还描写姓周的地主打开鸡笼子,划火柴去照……这些愚蠢行动惊动了鸡,它也不会开口打鸣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这些细节是虚假的、捏造的:学鸡叫不必趴到鸡笼子旁边,也不用打开鸡笼子去看,熟门熟路要划什么火柴?

就事论事,即使你把长工们早早驱赶到地里,自己不跟着起早去监督,长工们躺在田头怠工,你有什么办法?

那 时候的地主,需要雇佣几个长工的,一般先雇佣一个比较能干的“长工头”。总体任务交下去后,每天由长工头分配其他长工干活,根本不用东家操心。当然,长工 头的工价比一般长工高。笔者务过农,做过工,深深知道“活在手里”这句话的分量,如果“对着干”的话,工人和农民自有千百种方法可以消极怠工。因此,用欺 骗、压榨的方法,东家和长工是不能长期相处的,最终吃亏的必定是东家(田里没收成)。小气、吝啬的地主是有,但一定得适可而止,如果太厉害,吝啬的臭名远 扬,就没有人上你家来打工了。

那时候的地主,一般采用“笼络”的方法稳定长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吃肉),逢年过节送粮食 、衣物,有急事允许请假,年终结算时另外暗中给红包……用这些手段来挽留那些老实本分、肯干活的长工。

极 左年代,许多中、小学的工宣队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请来当地“土改根子”当过长工的老贫农来学校作“忆苦思甜”报告。老贫农在讲台上讲着讲着,忘乎所 以,话题突然走偏,手舞足蹈地说:有人说地主坏,但我看也有好地主,我那东家对我就特别好,每年都送我十多斤腊肉过年,吃得嘴巴流油。不像 1960年过苦日子,饭都没得吃,差点饿死了……

工宣队一听,不对头,老农民在“忆甜思苦”,对他使眼色,制止不住,只好上台“救场”,抢过麦克风对同学们说:老贫农讲累了,下去休息休息,我跟大家讲一讲地主是怎样压迫剥削农民的……说着,便把老贫农撵下了讲台。

那个年代,如果是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中说地主的好话,作“反动宣传”,会立即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甚至还可能枪毙。但那老贫农是“土改根子”,讲的又是实话、真话,奈何他不得,只好不了了之。

那 时候,许多地方闹土匪,地主们都吓得“鸡崽子”一样,小心谨慎,生怕惹祸。他们夹紧尾巴做人,“树叶子掉下来都怕砸破了脑袋”,哪里还敢欺压农民?他们大 多以慈悲为怀,乐善好施。叫花子来讨米,总是一碗碗米打发,绝对不让他们空手而去。不要小觑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线,如果轻慢了,说不定哪 天晚上来一帮手执刀枪的蒙面大盗,把家里抢得精光……地主们连叫花子都不敢轻慢,哪里敢得罪长工?

2000年,历史学家笑蜀先生根据多年调查,写 了一本《刘文彩真相》,还了刘文彩的真实面目。一般来说,地主都是集优缺点于一身,比较复杂的人物。他们的个性、作风、处事方法,无一不与当时的时代背 景、人文环境、风俗习惯息息相关。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着许多儒家道德的传统优点,同时也沾染了不少社会流行的恶习。拿刘文彩来说,他有着慷慨兴学的美名 (斥资200万美金兴建了四川省最好的“文彩中学”),不少济困扶危的义举,但也有吸鸦片烟、讨几房小老婆等当时有钱人的通病。根据笑蜀先生的调查,刘文 彩家根本没有什么“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极左年代,为了宣传“阶级斗争”,煽动人们仇恨地主编造出来的。

总的来说,地主中有好 人,也有坏人,但好人占绝大多数。共产党为达政治目的,编造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以此代表所有的地主,是不公平的。平心而论,地主中有人为非作歹,贫下中 农之中何尝没有为非作歹之人?道理是一致的。不光四大典型地主是捏造的、虚假的,“土改”中绝大多数被杀的地主,都是捏造罪状,含冤受戮的。

(三)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

20世纪40年代末,在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杀害了200多万地主。那么,人们要问:每一位被杀的地主,都是像上面四大地主那样的坏人吗?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吗?

只要翻开历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纪的老人问一问,就会得到截然相反的答案。人们承认,地主中有坏人,但地主不全是坏人;相反,其中绝大多数——约占总数95%以上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地主”这个名词,已成为一个深含贬义的词汇,人们一见到“地主”二字,就联想到剥削和压迫,产生厌恶感。

其实,1949年之前,大多数农村尊称土地和财富较多的人为“财主”、“老爷”。佃户(租种土地的农民)和长工,则尊称土地的主人为“东家”。那时候,虽然也有“地主”这个词汇,但除了酒宴上“略尽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谊”的客套话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与羡慕,绝对不含贬义。

地主”究竟可恶不可恶?“土改”运动中杀掉200多万地主,是不是人人该杀?……要弄清楚上述问题,首先要了解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大体有以下三种来源:

第一,祖传家业。

有些人家,祖上好几代前,就拥有这些土地和财富。一般有钱人家总是送子弟读书,这个书香世家,几代没出“化孙子”,因而守住了家业,代代相传,传到了这个儿孙手里。到了1950年,风云突变,这位继承者反而因拥有祖传的土地和财富遭了殃,全家扫地出门,土地和财产被没收,连生命也没有保住,被枪毙了。

“土改”中有不少“贫富颠倒,是非混淆”的现象。——中国有句古话“富不过三代”。许多财主家,不幸出了个好吃懒做、嫖赌逍遥的“化孙子”,他“崽卖爹田心不痛”,把万贯家财化得干干净净,变为沿街乞讨的“叫花子”。哪知风水轮流转,“叫花子”反而因祸得福,“土改”中被划为“贫农”,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财”(没收地主的财物)。——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就写了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第二,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购买大量土地,成为地主。

从秦始皇到清王朝,皇权专制两千多年,一直是重农轻商的小农经济社会。那时人们的观念,与现代人大不相同。那时没有银行,银钱放在家里,怕偷怕抢;存在私人票号里风险很大,不放心;那时工商业不甚发达,人们压根儿瞧不起商人,不愿意投资兴办实业。笔者小时候听到老人们的口头禅是:“要想家业稳,作田是根本”。——因此,在那个年代,人们的头脑里,有了钱之后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买田”。田是不动产,偷不走,抢不去,年年增值,死后传给子孙,家人就不会饿死了。

第三,勤劳俭朴,聪明好学,善于经营,在本地被称为“田秀才”的能干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有点积蓄便买田,土地渐渐增多,慢慢上升为中农、富农……积攒土地最多的,达到中、小“地主”水平。

正如每一个团队里,既有好人,也有坏人一样,毋庸讳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盘剥而上升为地主的,但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那个时代,儒家学说“仁义礼智信”大行其道,社会舆论对不道德的行为大肆伐挞,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门邪道发了财的人,“戳他的背皮”,耻与为伍……因此,一般人都自觉或不敢走邪路。

那时候的人,信奉神佛的占百分之八、九十。人们不敢做坏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灵被打入地狱。总体说来,在皇权统治下,通过儒家道德的宣扬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及制约,大多数时候,社会是平静、安定的。贫者安贫,富者乐善好施,相互依存,长期和平共处,没有那种“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阶级斗争”之说。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大致是上述这三种。其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产,在交易、过户的过程中,都签署了契约,按章缴纳了税负,并由政府主管部门颁发了权证,既是公认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四)地主阶层在农村中的作用

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

经过十年寒窗进入(官场)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

许多科场失利、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高尚、学问丰富、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

兴办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光凭空口叫叫喊喊,是没人信服你的,关键时刻要带头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有声望的富绅带头捐了巨资,人人跟进,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资金,才能办好地方事业。那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乡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业心强的地主,带头捐资。

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五)发动“土改”的目的

1950年6月,中央决定在“新解放区(1947年之后“解放”的地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一声令下,整个农村立马笼罩在红色恐怖、血雨腥风之中,200多万地主的人头纷纷落地。

为什么要开展“土改”,为什么要杀那么多地主?

《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大意):我曾追问毛泽东,井冈山时期,苏区的面积只有那么大,人口只有200多万,每年的税赋有限,你们是怎样解决几十万红军军粮军饷的?毛泽东“王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诺的提问。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记者斯诺足迹遍布全世界,见多识广,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是个内行。

毛泽东为什么不直说呢?显然有难言之隐。

20世纪30年代,红军在井冈山五次“反围剿”,枪炮齐鸣,火光冲天,捷报频传……最后兵败逃窜。仗打得那么热闹,支撑热闹场面的军粮军饷、武器弹药补给……钱,从何而来?

“战士(农民)的鲜血”好理解,打仗要死人,死的战士都是农民;“农民的血汗”也好理解,打仗要消耗钱财,消耗的自然是农民的血汗钱。

“地主的鲜血”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从1927年秋收暴动,入井冈山搞武装割据开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沿袭“打土豪”的办法,解决军粮军饷的。

他们每“解放”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地主通通杀掉,夺取他们的财富充作军粮军饷。“红区”(共产党占领地区)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没得油水可捞了,便派出突袭队,趁月黑风高之夜,到“白区”(国民党占领地区)去打“土豪”,斩尽杀绝,掳掠一空……久而久之,“白区”靠得近的“土豪”也打光了,老百姓跑得精光,形成一条30多里宽的“赤、白交界”绝无人迹的“阴阳地界”……

1949年后,百废待举,到处需要钱,入不敷出,财政危机相当严重。在军事方面,西边要进藏,南边要“解放”海南岛,东南准备攻打台湾,北边要“抗美援朝”,几百万“解放军”军粮军饷从何而来?……于是,历史上最大一次“打土豪”,掠夺最富庶的江南农村地主财物的“土地改革”运动,便应运而来了。

1950年6月中共 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八大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进行土地改革。毛泽东 毫不讳言,要把“土改”列为“取得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条件”。——这就是“土改”第一大真实目的:夺取地主的财富,解救新生的红色政权的财政危机。

“土改”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鲜血,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

中共建政后,国民党及其遗留、派遣在大陆的军政人员,反抗是相当强烈的。自发性的民间土匪,也十分猖獗,常常在某夜突然把一个乡政府“端掉”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内外交困,随时有被颠覆的危险。这时,毛泽东认为,必须把“反革命”的嚣张气焰镇压下去……杀谁呢?不幸,历史选择了“地主”作为“儆猴”的这只“鸡”。

“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二十来岁的区长或区委书记掌握着全区十多万人的生杀大权。深夜,区、乡干部会议结束,大家劳累了一天,睡觉去了。年轻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坐在煤油灯下,根据各乡上报的材料,勾画明日的杀人名单。

这时,如果这位年轻人心地比较善良,他手中的“朱笔”稍稍留情,对于可杀可不杀的人,尽量不划红勾,这些人就可能幸存下来。如果这位年轻人“阶级斗争”观念比较强,杀红了眼,“朱笔”一路勾画下去,则明日刑场上便有十多位地主的天灵盖被打飞……要是这位年轻人打瞌睡,“朱笔”误点在某个原拟不杀的人的名字上,醒来后又没有发现这一错误,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

杀人的权力虽然在区一级,但实际上,某位乡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跟区委书记说一声,少有不批准的。

斗争地主的场面十分野蛮,拳、脚、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对于某些强加的罪名,跪在斗争台上的地主想解释一下,战战兢兢刚开口,台下在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淹没了地主那微弱可怜的声音;台上的积极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脚踢,打得你根本无法开口……

在这节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别温和,待人十分宽厚,以前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没人告他的状,也许能逃过一劫,留下一条小命。如果几十年来因某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说话不小心,得罪过某位贫雇农,在土改干部的挑唆下,贫雇农指控他是“恶霸地主”,就完蛋了。——只要有人说你是“恶霸地主”,你就是“恶霸地主”,没得分辩的余地。

在贫下中农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斗被杀十分可怜,不记恨往日的小事,宽宏大量,什么也不说,这位地主的小命也许能保留下来。如果是个生性嫉妒、幸灾乐祸的积极分子,见人受罪心里乐,看到杀人便兴奋,告状时添油加醋,无中生有,一个一个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也有经不住土改干部反复劝说,说错一句话致使某位地主丧命的,事后这位善良的农民良心发现,一辈子追悔莫及!

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户户(地主家)冒烟,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

当年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天灵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髓,撒满一地……血腥、残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栗,甚至吓得好几个夜晚从恶梦里尖叫着醒来,掩面而泣……杀多了,吓怕了,反抗者都缩头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便巩固了。

“土改”的第三大目的是:动员广大农民参军,上“抗美援朝”前线。

(六)“土改”的恶果及其后遗症

“土改”,产生了的恶劣的后果和严重的后遗症。

首先,“土改”人为地制造仇恨,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华夏大地本来是一个文明礼义之邦,尊老爱幼、相互礼让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处。在农村,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生产生活,秩序井然。自从“土改”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正义事业”之后,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请看今日之中国,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追本溯源,“土改”难辞其咎。

其次,“土改”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

本文第二节指出,农村中有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他们上升为富农、地主后,代表着当时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他们经验丰富,接受新生事物较快,有能力选择和改良作物的品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总是达到当地最高水平;他们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苦农民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如果让他们继续富下去,其子女留学美国归来后办农场,中国的农业或许会改变面貌,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得罄空……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万别,有的人就是头脑不想事。许多贫下中农只能在别人的指挥下从事简单劳动,缺乏独立门户掌握全盘生产的能力。把土地分给这样的人,他们一缺资金、二缺农具、三缺种子、四缺经验……明明分给他们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种不出粮食。所以,土改后的第一年,生产总是倒退了。

更有一批懒汉,把分的东西吃光用光,分的田卖给别人(后来被制止,不准买卖土地),依然是个穷光蛋。

“土改”通过斗争和杀戮,把善于经营的地主、富农打压下去,农村中就更加缺乏经营型人才了;把已经集中了的生产资料,零星分散给不善于经营的单人独户,使农业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破坏。

第三,“土改”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

在科举时代,没有“功名”(未考取秀才、举人)的人是不允许进入地方领袖层的,因此,地方领袖素质较高,廉洁奉公,能真正为群众办事。

乡村地方领袖第一次恶质化,是从晚清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始的。由于大家都没了功名,谁可以当地方领袖。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不受政府控制 ,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国人口约1亿,“康乾盛世”后增加到4亿,抗战胜利后全国人口号称4万万5千万),人多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了。

“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这些人大多一字不识,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报告,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箢箕……”——不因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

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欺下瞒上,惟命是从……他们能力低下,不懂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素质低劣、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么能搞得好?再加上毛泽东头脑发昏,“土改”后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 ……到1960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饿死3500多万农民……

第四,1953年“土改”结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面达到了发动土改运动的预期目的,滋长了毛泽东的骄傲自满情绪,增强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地位,为随后脑袋发热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埋下了祸根。“土改”以及多变的农业政策(首先是单干,后来合作化;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户单干……),产生了严重的后遗症:农业生产停滞不前,长期处于落后状况,至今无法跳出小农经济的窠臼,远远落后于世界农业发展水平。直至今天,农村依然贫穷落后,农民依旧苦不堪言。

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八种途径:哪个最适合你?

据统计,2013年全球取得美国绿卡的总人数为99万553人,墨西哥以13万6028人排名第一,而中国则以7万1798人居次。不少中国人似乎把美国当做自己移民梦的首选地,他们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试图获得美国绿卡。

方法一:投资移民

美国移民政策规定,移民美国的申请者可通过对美国进行区域中心项目或直接投资项目的方式移民,投资数目一般在100万美元,如果移民地所属贫困地区或失业率高的地区投资可以在50万美元。此外,还要在美国成立一家新公司或者收购一家公司,还必须要雇傭10个可以合法在美国工作的人。不过,在办理投资移民的过程中,衍生出一些骗子(如一些华人律师),打水漂的可能性较大。一旦富人成为美国公民,他们须向政府缴纳高额的财产(包括海外资产)税,以投入到美国社会福利当中。

方法二:嫁(或娶)一个美国公民

“嫁、娶一个美国公民”一直存在争议。为了绿卡才结婚的,为了爱情才结婚的,真结婚的,假结婚的,应有尽有。因此,上当受骗的,也不在少数。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此方法太简单了,只要有一个美国公民能与她结婚,绿卡便可唾手可得。而且,老美的观点和中国人不同,他们不在乎什么学历,不在乎样貌。只不过还是得要防一些婚介骗子!

方法三:留学移民

留学生要要拿美国绿卡,比嫁个美国人要负责很多。不过,美国为了吸引人才,也对留学生申请绿卡开辟通道,留学生可以找一个雇主,然后申请h-1b签证,获得h-1b签证后,就可以申请绿卡了。但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在h-1b签证到期后还没有成功转为绿卡的话,h-1b就失效了。中国人很聪明,一般都会在h1b的有效期让雇主(或自己认识的公司)申请劳工移民,最后获得绿卡。不过,现在劳工移民的第二类优先轮到2005年2月申请的人士;而劳工移民第三类优先的才轮到2002年10份就已经提出申请的人士,所以漫长地等待也是挺熬人的。

方法四:作为杰出人才和国家利益豁免

相对于“资质”平平的人而言,这种绿卡难度就很大了,但仍然有很多中国人成功获取。在十几年前挺成风,中国一些娱乐圈的名人多靠这种方式获得美国绿卡,目前体育界出名运动员和科学人才也加入了申请杰出人才绿卡的行列。

方法五:受聘跨国公司做经理

这就是常说的l1签证,适合于真正有实力的人受聘到业绩很好的跨国公司,如果申请人作为经理经营的这家公司业绩良好,达到要求,就可以以杰出经理人申请移民,这种移民不需要排队等候签证排期。目前也是国内悄悄兴起和增长最快的人群。

方法六:亲属移民

获得美国绿卡的人,可以为自己未成年子女、父母申请美国绿卡,而获得美国公民后,条件更加优越,父母、未成年儿女不用说,还可以为成年子女、兄弟姐妹申请美国绿卡。不过,兄弟姐妹申请美国绿卡的政策有可能要取消,申请提交材料要抓紧,怎么也要等10来年。

方法七:申请庇护获得绿卡

这种方式在过去使一些人轻易地拿到美国绿卡。庇护申请包含政治,宗教,难民等不同类型。国内知名网友凤姐就是靠这种方式拿到绿卡的。一般费用在3千美金到1万美金不等。其中,美国洛杉矶是最难拿到庇护绿卡的一个城市,该地移民官审核得较为严格,好多人在洛杉矶没有通过,转移到外州才过的。

方法八:赴美产子

这种方式虽然不是中国首创,但却被中国妈妈发挥的最淋漓尽致。每天上街,不看到几个来自中国的怀孕妈妈那是稀罕事,这得说柴静带了个好头。为啥要到美国生孩子?因为只要是在美国生的孩子,一落地就是美国公民。等孩子年满21岁后,可以为家人申请绿卡。

但是,对于没钱、不能吃苦的人来说,移民美国,坑爹的还在后头。因为他们来美后,首先要面对的陌生的环境。很多男人在美国都是干装修,餐馆,还有脚底按摩。好多中年男人一肚子辛酸,苦得掉眼泪。

来美国千万别买这8个被中国人高估的伪大牌!

美国高档商场里,扎在chanel、lanvin身边的牌子就算奢侈品么?当然谁也不会把gap、mango当成奢侈品,但用名人做广告、推出高阶产品,有些牌子在努力往“大牌”阵营里混。当很多国外品牌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时候,摇身一变,二线品牌,要不貌似奢侈品,要不貌似“大牌”货,现在,我一起来辨认一下,我们身边这些“伪大牌”。

1、coach

不好意思,或许你衣柜就放著一个coach的包包。快翻出来看看是不是“中国制造”?coach充其量只能称为时尚商品,而绝不能被称为奢侈品。

当年该品牌不济之时,ceo路-法兰克福(lew frankfort)给予coach新定位︰“能轻松拥有”的年轻奢华品牌。这句话本身就颇有自抬身价之嫌,以一个折合成6000元人民币lv为例,coach的价格仅为它的三分之一,即2000元。

虽然coach的零售店或旗舰店全都紧邻lv,不过山鸡始终成不了凤凰,那也是“紧邻”罢了!你都知道自己的邻居各有参差。不过好在有高昂关税,立马“身价不菲”,试问一个5000多元的coach手袋,其定价有几多成是用来充公的?

2、calvin klein underwear

相信ck内裤在中国化成灰老百姓都认识吧,那内裤边总是从街头年轻人的牛仔裤里跑出来探头露脸。ck也应该是中国认知普及率最高的名牌,当然也是翻版最多的牌子。国内一些服装批发市场零售,20元一条,保证物美价廉,回头再来。

就算不谈翻版,只说正货,ck内裤专柜基本也就是100多一条。抱歉,在国外它是略高于班尼路的档次,即是普通内衣,老外不会对它有国人如此这般的崇拜感,不会因为你穿了ck内裤有半点艳羨目光。

3、gap

这个就是真的国外班尼路了。别以为有中产偶像莎拉-杰西卡-帕克代言,有流行天后麦当娜撑腰,它就成了名门闺秀,出生是无法改变的。gap创建于1969年,是和zara、h&m并肩的美国最大服装零售商,现有4200多家连锁店。

它和麦当劳一样,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了最大的扩张。听清楚没?麦当劳一样,就是你付钱买单吃完后塞进垃圾桶的快餐。不过gap毕竟是衣服,穿了还可以洗完晒干再穿。虽然之后娜姐走去h&m设计,但并不影响它成为“全球销量第一”,廉价货始终比奢侈品卖得好。

4、mango/mng

来自西班牙的品牌邀了佩内洛普-克鲁兹与妹妹莫妮卡-克鲁兹一起拍摄了mango07秋冬的全球广告,同时佩内洛普首度亲自为mango设计了一系列秋冬成衣作品,并命名为Penélope y Mónica Cruz for MNG限量系列。

尽管如此,这仍然不能改变mango在欧洲的廉价地位,这位西班牙土鸡过来中国俨然成了高档货,国人却不知在大洋彼岸她要掉价40%-60%。而每当mango贴出5-7折的降价告示时,店内人头攒动,比菜市场还不如。

5、Levis/Lee/adidas Originals

三个男人一台戏,这三个男人在中国影响力多大,看普及率就可想而知。几乎影响了所有时下小青年,无论男生、女生、异性恋或同性恋,连十三点也不落下。

这些品牌在国外都是廉价货,在国外打工仔、外来妹才穿这些,只有在我们这边才把它们当名牌,而且价格逐年上升,levis动辄已经上千。而三叶草的兴起完全是蹭上了复古风潮,然后鬼娃回魂红到了今年。

6、Y-3

犹记得当年adidas与日本著名设计师山本耀司(Yohji Yamamoto)跨界合作的震撼,体育服饰终于要上升到时装高度。几年后的今天稍微有点时尚知觉的人反而不会再穿这个牌子,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已和lv、gucci的翻版分一杯羹。

况且这已是个过气的跨界运动品牌,之后又有Stella McCartney跨界设计a记的女装系列。至于会不会过气,我们不关心,只求记得它的好。

7、Vero Moda/only/jack

全部都属于丹麦best seller集团旗下,在欧洲并没有在中国销售得这么好,一直是放在超市里买的。大家不妨自己想想哪些服装品牌是放在国内超市卖的吧。现在这三个牌子都在国国内制造,而且据传该品牌其实已经完全由几个天津服装商完全控股。

但就算这样,其销量也是惊人,而且极受年轻男女喜欢。有多欢迎?某三线城市年轻女郎来京旅游想购物,直接就问男友哪个商场有“only”!

8、swarovski crystal

哇,首先给人第一印象就是璀璨夺目,放在家里简直蓬筚生辉。某国内杂志更是直接抛出这样的评语︰或许在年轻一代的推波助澜下,施华洛世奇水晶将不再只是“廉价的钻石”;它们会像黄金(210,-0.64,-0.30%)一般珍贵。

抱歉!该水晶价格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看来的确比黄金贵,但不如黄金“珍”,至于拿钻石作比真是往脸上贴金。施华洛世奇水晶之所以出名,完全是因人工晶的纯净、施家独特切割技术以及刻面的编排创意而闻名。是“人工晶”,清楚了吗?国外,只有买不起天然水晶或真钻石的人才喜欢这么blingbling的东西。

真正大牌的特质有哪些呢?让我们一起看看︰

1、很少打折

是的,真正大牌是很少打折的,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侮辱。他们坚持只要是正品好货就总会有人愿意出这个价钱。而且品牌的一些经典常青款式每年都会以不同颜色、质地出现,数量有限,售完为止。一年只有在极个别的特殊日子才有折扣,且优惠很少。

2、不会在国内大肆开店

国内新贵都爱lv,而lv也差不多以一年一店的速度在国内扩张,从1992年在北京王府饭店开设中国首间专门店,之后总共开了18间。而chanel目前在中国只有两间专门店,当人们好奇为什么chanel扩张这么慢时,人家给出的答案是︰中国消费人群还没有达到chanel的高贵定位标准。

3、很少宣传

很少看到大品牌会做电视广告大肆宣传,如果有也是展现产品魅力所在,而不是“硬销”。而真正有品位的人懂得去挖掘品牌,以帽子女王isabellablow为例,她一手捧红了philip treacy,曾大手笔以5000英镑购买了alexander mcqueen毕业秀的整组作品。当时他们完全是无名辈,全靠有品位的识货人,真正做到“有麝自然香”。

4、真正大牌都有haute couture

知道什么叫haute couture吗?高级定制时装!是时装的最高境界,纯粹为展示设计师理念,销量极少,价格惊人,动辄10万,英镑起跳!能够制作haute couture的品牌已经所剩无几,比如armani、chanel、christian lacroix、givenchy、jean paul gaultier、valentino等。

这是艺术,不是随便品牌能玩得起。光有雄厚的品牌资本和天才设计师都不足以撑起一场haute couture秀,这必须要得到世界上最有钱的那一小撮贵妇们认可才有haute couture存在的现实基础。常人们跳跳脚就能拥有的伪大牌们,能得到这些贵妇的认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