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霸地主”刘文彩是怎样搞义务教育

1941年,刘文彩为了兴办一所公益学校,文彩中学,看中了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南面街口附近的一片稻田和罗、李、杨三家的屋基、坟园。刘文彩动员农民搬迁是这样做的:用自己的两亩地换置规划区的一亩地,用自己的两间房换置规划区内的一间房。个别拆迁户还有额外的优惠。小农陈启贤本来只有十亩地,按照约定应该给二十亩,但是这时因为刘文彩手里的地契至少是四十亩的数目,刘文彩嫌到县政府办事麻烦,因此干脆给了他四十亩地。

谁料陈启贤因福得祸,就因为这多得的二十亩地,中共建政后成分被化成地主,儿子陈泽章六岁时跟一个少年口角,那少年一边大骂“地主狗崽子”,一边举起扁担拦腰砍下去。陈泽章躲闪不及,从此终身残疾。陈启贤因为是地主,大跃进时“攻击三面红旗”“攻击大跃进”而身陷牢狱,妻子怕受牵连改嫁他乡。

这就是大恶霸地主刘文彩的“公益征地”事件,选自《刘文彩真相》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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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安仁中学(文彩中学)

“文彩中学”的故事

刘文彩对学校的建造质量更是要求极高。他自己投资了3亿5千多万元法币(合当时美元200多万元),但资金还是很紧张。即便如此,刘文彩坚持不减一砖一瓦,高标准严要求,宁亏自家不亏学校。

拿学校的礼堂来举例。修建此礼堂时,刘文彩要求尽量大些,但是要大到什么程度呢?长28米,宽23米,面积约644平方米,礼堂的房顶不用一根横梁,全是钢材焊接。刘文彩从成都请来了最好的焊接工人,买来了质量上乘的钢材。如今。这个礼堂至今仍气派不凡地矗立在学校内。

文彩中学建成了。一个县级中学,它的规模让人惊叹,不说乡镇,就连大城市也不多见。

开学典礼上,刘文彩当众宣布:“学校成立之日,刘家对之不再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刘文彩没有把学校看成自己的私产,放弃了校产,还规定自己的子女不得占有,更不能继承。刘家惟一保留的权力,就是对学校的监督权,及每年对学校的财务进行一次清理,仅此而已。

口头宣布后刘文彩还不放心,他特意雇人把自己的训示刻在石碑上,把石碑放在文彩中学校园里,让天下皆知,以防后裔隐匿、篡改。

文彩中学高男一班学生彭学鑫,当年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考入文彩中学后,他的学费和灯油费全部减免,所交伙食费也寥寥无几,因此在该校顺利地读完高中,后来成了著名的机械专家。

彭学鑫曾这样回忆自己的母校:“文彩中学为川西平原及成都市培养了许多人才,特别是把许多贫寒子弟培养出来,这实在是不简单的事。”

不仅对贫寒学生照顾有加,对外地学生,刘文彩也想得周到。抗战胜利后不久,二十四军分到八辆卡车(二十四军为刘文彩六弟刘文辉的部队),刘文彩立刻挑了一辆,当成了文彩中学的校车,专供外地学生上学、回家之用,避免学生长途跋涉的辛苦。

在教学设备上也花了大本钱,文彩中学尽量增加图书室的藏书量及其它文化医疗设施,还大量购进理化实验仪器,以便学生可进行分组实验。刘文彩还聘专人在安仁修造发电厂,给学校改善早、晚自习的照明条件。

学校建成3年后,安仁发大水,全镇被淹,大水从地势高的仁和街涌进文彩中学,积水一尺多深。退水后,刘文彩带人,把仁和街下挖了半尺到三尺,这一下,原来居高临下的仁和街从此比文彩中学矮了半截。以后再发大水,文彩中学得以保全,可仁和街却经常遭灾,当街商户损失严重。

别以为刘文彩不顾别人的死活,被淹的仁和街是他独资兴建的,街上大多店铺是刘文彩自己的,所以受损失最大的还是他自己,但为了中学,刘文彩也顾不了这许多。

大同集宁战役后 傅作义的沉重公开信

大同集宁战役是中国第二次国共内战中的一场战役。1946年7月至9月间,聂荣臻和贺龙指挥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部队的全部主力,共50个团,十几万人,在山西省大同和绥远省(今内蒙古自治区一部)集宁地区对国军傅作义部队的攻城打援作战。由于聂贺指挥失当,共军不但没有取得原定目标,还直接造成边区中心张家口失守。

战争结果以共军完败结束,说明仅靠自己的军队共产党还没有与国军正面抗衡的实力,此后,在东北地区,依靠苏联的全力援助共军方才扭转战局。

战后,傅作义在1946年9月20日《奋斗日报》发表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电》,下文为部份内容:

傅长官作义致毛泽东先生,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电文如下:延安毛泽东先生,溯自去年日本投降,你们大举进攻绥包,放出内战的第一枪。愚鲁如我者,当时还以为这是你们一时的或一部分的冲动,决不会成为你们党的政策,故会于十月二十四日,致电先生,作坦白恳切的呼吁。但一年来的惨痛事实,竟证明这是你们经过长期准备的计划,并不是一个偶然的错误,因而和平商谈永无结果,而全面战争乃日益扩大。

最近由于你们背弃诺言,围攻大同,政府以和平的努力,均告绝望之后,本战区国军才迫不得已而采取行动,救援大同。但这是悲痛的,并不是快意的,其目的仅仅在于解救大同之围,解救大同二万军民。然你们相信武力万能,调集了十七个旅,五十一个团之众,企图在集宁歼灭国军,城郊野战和惨烈巷战,继续达四昼夜,然后你们终于溃败了。当你们溃退的前一天,延安广播且已宣布本战区国军被你们完全包围、完全击溃、完全歼灭。但次日的事实,立刻给一个无情的证明,证明被包围被击溃被歼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以及张宗逊、陈正湘、姚喆等的全部主力。

我不相信这是一军事上的胜利,因为诚如你们所说,本战区国军武器最劣人数最少,战力最弱,好战心理更不如你们,虽然失败,似乎是应该的。但我们没有失败,失败的却是你们。所以这不是一个军事上的胜利,而必须称之为人民意志上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你们摆在战场的尸体,至少在两万人以上,我们流着眼泪,已经将他们掩埋了。你们在溃退途中,因恐惧国军追击,竟至拼命奔逃,口鼻冒血倒身路边者比比皆是,这是一幅如何悲惨的图画。是谁杀死了他们?我按住心口问我自己,如果作战是为了我个人的私欲,或一部分人的私利,那不就是我杀死了他们?我是一个最大的罪人,我应该遭受天谴。如果他们是在你的错误的领导之下,逞兵倡乱、祸国殃民,那就是你杀死了他们。在夜阑人静时,你应该受到责备,受到全国人民的惩罚。

现在确已过了一个阶段,经过一年来的血的教训,你们应该有所警悟,重新检讨你的政策,重新研究你们的路线。一个代表人民的政党,在决定一政策时,无论如何,应该问问人民,看他们最痛恶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什么?今天人民所最痛恶的是交通破坏,战事无已;所最需要的是和平安定、休养生息。虽然你们一再宣传民主,但人民不要战乱,你们却偏偏制造战乱;人民害怕贫穷,你们偏以制造贫穷,作为扩大战乱的资本;所谓民主云乎,你们又一再毁谤政府,但政府在人民心目中,是有劳绩的、有威信的,绝不是任何毁谤所能动摇。

即使政府今天存着若干缺点,需要改革,但人民厌恶你们制造战乱,厌恶你们破坏交通,厌恶你们翻身算账。较之要求政府进行若干改革,其轻重缓急之差,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后者只是好与不好的比较,而前者却是人民眼前能活不能活的难关。人民今日最起码的要求,只是能在和平安定中活下去,绝不奢望在你们的战乱中再翻几个拼死的筋斗。政府若干缺点所影响于人民生活的,较之你们破坏交通、穷兵黩武,所加给人民的苦患与死亡,简直是一与二万倍之比,这还不现实吗?还不明白吗?人民如何同情你们?

以下为大同集宁战役的照片,为LIFE记者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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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大门口。萧华(肖华)离开办公室,与卫兵行礼。
这时共军部队正策划在大同、集宁一线对国军发动攻击,以夺取这两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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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华北。共军军队集结在城市附近的乡村,随时准备对国军发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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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华北。萧华(肖华)是准备进攻大同、集宁的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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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华北。共军军队在卡车上,看着美国战地记者,他们正随时准备对国军发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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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华北。共军军队在准备向国军发动攻击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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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9月,华北。共军十几万人在大同、集宁一线惨败并丢失华北地区占据的唯一城市张家口,这是马车上败退的共军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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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9月,华北。共军十几万人在大同、集宁一线惨败并丢失华北地区占据的唯一城市张家口,这是一群群的共军被国军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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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9月,华北。共军十几万人在大同、集宁一线惨败并丢失华北地区占据的唯一城市张家口,这是一群群的共军被国军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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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9月,华北。共军十几万人在大同、集宁一线惨败并丢失华北地区占据的唯一城市张家口,这是一群群的共军被国军俘虏。

您知道“满洲国”的经济状况吗?

时至1945年,满洲国已经悄然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其生产总值在全球仅次于美、苏、英。1932年,东北三省已开辟空中航线1.5万公里,而1949年中华民国全国的空中航线仅有1.14万公里。1943年,东北三省的公路总里程为6万公里,而1949年中华民国全国的公路总里程是5.09万公里。1945年,东北三省拥有铁路15479公里,而中华民国全国在1949年拥有铁路才不过22000公里。是否有人记得,大连机车厂在1940年就制造出了运营时速达到130公里的SL-7客运列车,该车常年往返于大连和长春之间,其运营速度与今日中国铁路线上的特快列车不相上下。

满洲国
伪满洲国军事部,现为吉林大学第一临床医院

1927年,沈阳开通了直达欧洲和北美洲的通讯业务,当时,由北京和上海发出的国际电报都需要先抵达沈阳,再从沈阳发往欧美。1928年,哈尔滨就已经开始出售直接前往欧洲各国的火车票与飞机票,当年,哈尔滨已有外国商业机构1809家,巴黎、纽约均开设与哈尔滨的直接商业往来。1932年,包括德意志银行、巴黎银行、瑞士银行、巴莱克银行、花旗银行、美国银行、摩根大通银行在内的34家外国金融企业在东北三省设立分支机构。1938年,长春开始建设2条地铁线路、7条轻轨线路以及环城高速公路,根据当年统计,即使在大规模征地用于城建的时期,长春人均占有绿地依然达到2272平方米,是华盛顿的2倍、东京的15倍。

满洲国
伪满洲国中央银行,现为中国人民银行长春分行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档案记载,1942年,东北三省城市化率达到23.8%,比1990年中国城市化率高4.84个百分点
1931年,东北三省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9.3%,比2003年新中国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高1.8个百分点。
根据满洲国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的统计数据合计,至1943年秋季,东北三省依靠占中国12%的土地和10%的人口,生产了占中国93%的钢材、66%的水泥、69%的化工品、95%的机械、78%的电力。

令人遗憾的是如此雄厚的家底,在苏联“老大哥”帮助“满洲国”人民获得“解放”时,主要的工业设备却都被老大哥当做战利品拉回自己家里了。

即便如此,东北仍然为全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还原历史——袁世凯鲜为人知的九件事

1、十三四岁时,袁世凯就曾作诗表露出亡清之志

13岁时,袁世凯曾霸气外露地写成一联道:“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由此不难看出,袁世凯绝非池中之物。而到了十四岁,胆儿更大了,“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胡天”一语,矛头直接指向了满清王朝。幸好此时已过文字狱入罪的高峰期,否则单凭这两句,便足以让袁世凯株连九族。

2、袁世凯爱兵如子,但对抽鸦片的兵痞见一个杀一个

袁世凯早年就对鸦片深恶痛绝,在朝鲜统兵时,手下抽鸦片的士兵凡被发现强令戒毒,再犯者格杀勿论

然而平时对士兵的伙食日用,袁世凯非常重视,下令必须充分供给。遇有生病的,不顾传染与否,都携药探视。夜间巡营,见有在外露宿者,即招呼其入室休息。阵亡者,必视殓祭奠;负伤者,必监督救治。

3、袁世凯在朝鲜对抗日本人,险些被地雷炸死

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政变,亲日派在日本驻朝使臣竹添的暗中策动下,杀进王宫企图挟持国王发动政变。此时在朝统兵的袁世凯当机立断,身先士卒率兵攻打王宫,一个地雷距他不过十步远的地方爆炸,将他震翻在地,险些丧命。最终,日本人的政变阴谋因袁世凯果断进攻而未能得手。

4、为了推进改革,袁世凯险些被摄政王载沣一怒之下开枪打死

清末政改,袁世凯是最重要的实际推动者。为了不使变革流于表面,袁世凯不惜与当权满清勋贵公开决裂。一次在朗润园的高层会议,袁世凯与摄政王载沣就“责任内阁的建立和军机处的存废”当场吵得面红耳赤,两人互不相让,载沣一怒之下甚至掏出手枪作势便要打死袁世凯。

5、袁世凯是近代教育之父

废科举始作俑者且首席功臣是袁世凯,由他主持撰写的《请递减科举专注学校折》中,他大声疾呼:“如果十年后再废,人才无法急切造就,则又要二十年才能见效。强邻环伺,如何能等?”并未已受新式教育者安排好了出路,如大学堂毕业的,给进士功名,高等学堂毕业的,给举人功名,等等。

6、袁世凯和日本人逐字逐句地力争“二十一条”,保住了大部分的主权

1915年,日本乘中国衰弱,列强忙于一战之时,提出了企图纳入其保护国的“二十一条”,此时袁世凯深知如日本强行出兵中国绝对无力抵抗,于是从1915年2月2日到5月7日,历时105天,袁世凯就“二十一条”与日方代表大隈重信逐句逐字力争,殚精竭虑,终于耗到了美国出面干涉,日本迫于压力,最终将威胁中国主权的条款几乎全部放弃。胡适称:“二十条,是弱国外交的胜利。”

7、宋教仁遇刺临死前的遗嘱,将立宪大业托付袁世凯

1913年3月20日22时45分,宋教仁被枪手暗杀于上海火车站,临终前,趁神志尚清,宋教仁挣扎着口述了两句给袁世凯的遗嘱:“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捭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希望袁世凯能够竭力保障民权,自己则虽死犹生。

8、袁世凯是整个民国,最善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力

1912年冬天的一个早上,刚刚升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一科科长的鲁迅在教育总长范源濂的带领下进见大总统袁世凯。

进见持续的时间很短,周树人一生也只见过袁世凯这一面。一向刻薄的他后来评价道:“整个民国期间,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力。”

1912年3月10日下午3时,袁世凯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9、 袁世凯临终遗言:“他害了我。”

1916年6月6日上午10时,五十八岁的袁世凯结束了他复杂的一生。临终前,以手指天的袁世凯,最后的遗言是“他害了我”。至于“他”到底是袁克定还是杨度,抑或另有所指,则永远无人知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