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经济刺激很可能让中国陷入日本式大萧条

郎咸平《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一书中就指出,敢不敢问自己:中国经济究竟在靠什么增长?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冰冷的现实,那就是无论是出口还是内需其实都是“浮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只靠一种方式,就是近乎疯狂的固定资产投资。而新一轮经济刺激很可能让中国陷入日本式大萧条。

就拿上海来说吧。上海经济发展的快得不得了,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了,而且是远东超级大都市。2008年、2009年上海经济总量先后超过了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现在看来超过东京、纽约也是指日可待了。从统计数据来看,“十一五”期间,上海市国内生产总值从9247.66亿元提高到16872.4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1.1%。也就是说,这五年的GDP加在一起有差不多6万亿元。那大家晓不晓得这里面有多少是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2.3万亿元。什么概念呢?就是说除去崇明县,上海砸在每平方公里上的投资竟然超过了4.6亿多元!在上海市政府经济形势分析会上,他们自己也坦言:“依靠大规模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

什么叫不可持续?不过是和“负增长”一样的委婉说法,真相就是在全面下滑。2011年1—11月份,上海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4350.5亿元,比2010年同期下降0.9%,其中5月份比2010年同期下降5.7%。不仅上海如此,我这里还有全国的数据。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11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环比下降0.19%;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2011年1—11月份,全国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下降了7.8个百分点。

从铁道部到地方政府,中国经济已经深陷债务危机。铁道部其实就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缩影。我在2011年的春节就发布了铁道部的财务预警!当时的铁道部还在“大跃进”的狂欢之中,没有人听,他们不但找我麻烦,找我节目的麻烦,还郑重其事地开新闻发布会反驳我,说什么资产负债率不高,财务还很健康,和我这个财务专家叫板。结果不到一年,在资本市场发债受挫,没办法只好“作弊”,在财政部碰了一鼻子灰以后,竟然故意曲解发改委的文件,创造出“政府支持债券”这么个新名词,硬把它说成是有中央财政支持来忽悠资本市场。

媒体报道说“铁道部向国家求援8000亿元,希望财政支持4000亿元,同时发债4000亿元,以使铁路建设顺利推进”。铁道部公开回应说这个报道纯属谣言。那到底是不是谣言呢?从财务报告上看,36家与高铁相关的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合计是2491亿元。

何以至此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给你一笔资金来做投资,你会怎么投?我想就算你没读过MBA,你也懂得手里要留有周转资金,分期开发,保障一期竣工以后能收回现金了,再投下一期项目。你一定不会把所有的钱用来同时开工十几个项目,到后来没钱了再到处去借。

但是,我们的铁道部也好,地方政府也罢,都比你有创意,他们的习惯就是把所有资金加贷款一股脑全砸进去。2008年国家的4万亿投资计划中,计划投资到铁路上的大概是1.2万亿。结果,铁道部一口气投进去2.4万亿,全国4.1万公里铁路一起上马;一口气开工建设1.6万公里高铁,砸进去1.6万亿;同时又开工建设双线电气化铁路2.5万公里,至少又砸进去7 500亿元。所有的钱全砸进去了,没钱了怎么办?等国家拨款,向银行借债。

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就是一旦国家投入减少,很多在建项目立马陷入困境。2011年6月份的时候,国家开始重新思考铁路规划,决定放慢速度,削减对铁路的投资。这里我得为政府辟个谣,政府可不是在温州动车事故之后,而是在那之前就已经考虑修改计划了。早回应我的预警多好,没准儿铁道部还能“软着陆”。结果是:国内多条铁路面临资金短缺被迫停工,停工项目占到所有铁路项目的90%以上。

铁道部搞“大跃进”的是高铁建设,那么地方政府在搞什么呢?公路、机场和交通枢纽。让人担心的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比铁道部来得还猛烈。大家不要闲着没事儿看欧洲和美国的热闹了,因为我们“中国版”的债务危机早已经爆发了。云南省的融资平台发生了严重的债务危机,这不是一连串个别的危机,而是一连串具有连锁反应的债务危机,云南发生危机的同时,全国各地的债务融资平台都发出了警报。首先是云南公路千亿贷款已经发生技术性违约,经过云南省政府和四大国有银行的紧急磋商与协调,才避免了危机的爆发。之后,云南省政府自己悄悄搞重组,不幸的是重组中导致发行的债券又险些发生违约,这些债券包括“10云投债”和“11云南铁投债”等企业债和短期融资券两个品种的7只债券。而云南省政府早在2011年4月26日召开常务会议时就决定组建云能投了,可是3个月后才披露这个信息。

各位还记得日本当年经济发烧的时候是什么状况吗?我告诉你,和我们今天差不多。但是日本没有搞所谓的电动车,也没有一边拆高炉一边建高炉,一边修电厂一边炸电厂。我们都晓得日本陷入“失去的三十年”,其导火索之一就是1987年美国股灾,导致大量资金逃逸。当时日本经济从表面上看非常好,持续51个月GDP连续增长,日经指数在1989年达到顶峰。但是地价和股价泡沫越吹越大,最终在1992年破灭,日本经济开始陷入长期的萧条。日本人还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的萧条,他们对此起个名叫什么呢?“平成不况”,其实就是经济衰退的意思。遗憾的是, 到现在日本还处在“平成不况”之中。

从1990年开始日本GDP大幅下跌。那么,当时日本政府是怎么挽救经济的呢?他们采取的方法就是靠大规模财政支出和降低利率来不停地刺激经济。前前后后共实行了9次大规模的刺激对策,其中有7次规模高达10万亿至18万亿日元,总规模高达136万亿日元,接近GDP的三分之一。再贴现率从1991年7月到1993年9月,连续7次下调,从6%一直降到1.75%。到1995年日本稍微缓过气来,但是刺激政策并没有停止,再贴现率当年又两次下调,一直降到了0.5%。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日本又接二连三地开始刺激。1998年日本政府两次实行综合经济对策,共动用了40.6万亿日元的公共资金,但是当年,日本企业破产18988家,创历史之最。之后,日本政府又开始大规模减税,调整土地、雇佣和中小企业方方面面的政策。

结果,日本政府刺激一次,经济就出现短暂复苏,但是退出刺激就下滑。长期来看,公共债务支出让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日益恶化。事实证明,采取这种“注射强心剂”的办法,并没有让日本经济真正好转。整个20世纪90年代,日本实际GDP增长率只有1.1%。同时,因为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导致日本的财政赤字节节攀升,长期债务在GDP中的比重从1992年的51%增长到2002年的136%,后来竟然超过了200%!如此沉重的财政债务是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的。

按照2009年的数据计算,日本的政府债务几乎已经无法偿还。2009年日本GDP约为480万亿日元,经济增长率按照2%计算,每年最多增加10万亿日元,扣除社会保险和租税负担,按照25%—30%计算,每年增加税收不过2.5万亿到3万亿日元。如果扣除经济增长和长期利息变动相抵的部分,偿还目前的880万亿日元债务需要300多年!

我讲了这么多日本的问题,目的是想说我们就别再盗用凯恩斯主义了,凯恩斯要是知道他的理论如此贻害后人,可能都会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日本这失去的30年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财政刺激、低利率、政府举债投资,统统无效。恰恰是因为这么瞎搞,经济底子会越来越虚,距离走出萧条也越发遥远。

最后我再总结一下。透过我的分析,各位应该能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的大格局——出口不行了,内需没起色,投资没钱了。首先,出口难以为继,贸易顺差迅速下降,甚至偶尔会出现逆差,传统的出口产业,如IT产品、机电产品乃至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都因为外部需求不振、内部成本高企而陷入萧条。其次,内需毫无起色,一些行业在滞胀之下,成本上涨的幅度远远高于销售上涨的幅度,所以销量在增,利润在降。当然,客观地讲,出口和内需一直也不是GDP的主力,我们真正的主力一直都是投资,而且是政府领投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当然还有工业投资,但是大部分工业投资也都是围着基建而不是民生内需转的。之前,我们投资用的钱是从哪里来的?都来自我们老百姓。因为老百姓不敢消费,所以把钱都存到银行里去了。而这些钱经银行之手被转给了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这些人花起钱来大手大脚,搞起项目不是“大跃进”就是“放卫星”,一口气投完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的家底。等大家发现都没米下锅了,才看到遍地都是半拉子工程。4万亿拉动起来的行业基本都被打入谷底。我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经济周期不比季节周期。对于季节周期,冬天来了,春天就不远了。可是经济寒冬之后,却可能又进入另一个冰河世纪。如今的大萧条,正是过去几年“大跃进”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我们还指望靠这条老路走出危机,最后只会陷入日本式三十年萧条。

太平洋的风

空客320降落在桃园机场。飞机的降落把我震醒。手机里正好播放到张艾嘉的《戏雪》,这算是一首生僻的歌,陈升写下这样的词——“1948年,我离开我最爱的人,当火车开动的时候,北方正飘着苍茫的雪,如果我知道,这一别就是四十余年,岁月若能从头,我很想说,我不走。”

对于台湾,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侯孝贤和杨德昌的电影里。后来魏德胜和九把刀又加工了一下。我喜欢的作家,梁实秋,林语堂,胡适也都去了台湾,而且他们都和鲁迅吵过架。当大陆穷的时候,台湾有钱,后来大陆有钱了——确切的说,是政府和小部分人有钱了,台湾又有了⋯⋯

战火把同一个民族的人分隔在了海峡的两岸,那些具体到每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已经被时间慢慢抹平。台北的街道的确像优客李林唱的那样,像迷宫一样展开在我的眼前。但是对于异乡人,每个陌生的城市都是迷宫。在酒店住下,诚品书店就在旁边。朋友的眼镜架坏了,于是晚上先陪着朋友去配眼镜。我们坐计程车来到了台大附近,进了一家眼镜店。没有声音酥麻的台妹,老板亲自上阵。朋友看中了一副镜框,但要几天以后才能取。朋友说,那算了,我在台湾只留三天,我要明天就能取的,只能去别的地方看看。这时候,让我诧异的一幕出现了,老板居然从柜台里摸索出了一对隐形眼镜,塞在我朋友手里,说,实在不好意思,没能帮上你的忙,这个送你,先用这个应急吧。连我这般总是把人往好里想的人第一反应也是——我靠,哪有这种好事,这里面是有什么猫腻吧?咱还能走出这家店的店门么?

我们平安的走出了这家眼镜店,换去了隔壁一家。那家眼镜店承诺第二天就可以把眼镜做好,然后那家店的老板用朋友残留下的镜片临时找了一个镜框凑合装了起来,告诉朋友,这个可以晚上用。这两家只是非常普通的路边眼镜店,还是自己随机找的,要不真得让人怀疑是不是组织方安排的,目的为了让大家增加对台湾的好感。

台湾的街道上有不少的小游行和抗议横幅,这一切对于大部分大陆游客来说都太新鲜了,于是很多游客守着电视机看晚上的政论节目。我妈妈去年从台湾旅游回来,就说那里太好玩了,领导人可以在电视里随便骂,比快乐大本营还要欢乐。相比之下,台湾人对这些早就习以为常。但给我留下了比马英九先生更深印象的是王松鸿先生——他不是明星政客,也不是文人墨客。他是一个计程车司机。一天早上,我从酒店下楼,打了他的车去阳明山。到了目的地我发现把手机拉在出租车上。我没有记下车牌号。朋友们忙着帮我联系出租车公司,看看能不能查到一些讯息,我也打给酒店,想让他们查看一下监控录像,确认车牌号。一会儿,我接到了酒店的电话,我问他们,是查到车号了么?他们说,监控录像里讯息太多,还没有查到,但是刚才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开回酒店,把一个手机交给了前台,说是一位从你们这里上车的先生遗落在车里的。。。。。。

说实话,我石化了。我问到了出租车司机的电话和名字,说我想酬谢你。王松鸿说,不需要啦,很正常的,小事一桩,我们都是这样的。他告诉我,前几天刚和几个朋友环岛开了一圈,打算过一段时间来大陆旅行。他说他开计程车就是为了能够去更多的地方看看。末了居然还来一句:我有QQ和新浪微博的,你的号是什么,我们可以在网上联系的。这顿时让我觉得两岸关系非常亲密。接着,他继续说,你有脸书么?我说,大陆的互联网没有脸……书。他说,哦,对哦,是哦。我不和你说了,有客人了,再联系哦。

也许是我的命好,遇见的都是好人,也许是我走的肤浅,几乎所有人都和气。毫无疑问,如果我在台湾多停留几天,我当然能看见他不如人意的一面,也许他硬件不够新,也许他民粹也涌现,也许他民怨从不断,也许他矛盾也不少。没有完美的地方,没有完美的制度,没有完美的文化,在华人的世界里,它也许不是最好的,但的确没有什么比它更好了。

这篇文章里不想谈论什么政治和体制。作为一个从大陆来的写作者,我只是非常失落。这些失落并不是来自于这几天浅显的旅行,而是一直以来的感受。我失落在我生存的环境里,前几十年教人凶残和斗争,后几十年使人贪婪和自私,于是我们很多人的骨子里被埋下了这些种子;我失落在我们的前辈们摧毁了文化,也摧毁了那些传统的美德,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摧毁了信仰和共识,却没有建立起一个美丽新世界,作为晚辈,我们谁也不知道能否弥补这一切,还是继续的摧毁下去;我失落在不知道我们的后代能不能生存在一个互相理解而不是互相伤害的环境之中;我失落在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要不停的考虑措辞,以免哪个地方说过了线;我失落在当他人以善意面对我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会不会有什么阴谋;我失落在我们自己的文艺作品很少能够在台湾真正流传,而能在台湾流传的关于我们的大多是那些历史真相和社会批判,更让人失落的是那些批判和揭露往往都是被我们自己买了回去,用于更加了解我们自己。除了利益和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我们几乎对一切都冷漠。这些冷漠和荒诞所催生的新闻都被世界各地的报纸不停的放在头版,虽然可以说这是官方的错,但无奈却也成了这个民族的注释。

是的,我要感谢香港和台湾,他们庇护了中华的文化,把这个民族美好的习性留了下来,让很多根子里的东西免于浩劫。纵然他们也有着这样那样的诟病。而我们,纵然我们有了丽兹卡尔顿和半岛酒店,有了gucci和lv,我们的县长太太也许比他们最大的官员还要富有,我们随便一个大片的制作成本就够他们拍二三十部电影,我们的世博会和奥运会他们永远办不起,但走在台湾的街头,面对着那些计程车司机,快餐店老板,路人们,我却一点自豪感都没有。我们所拥有的他们都拥有过,我们所炫耀的他们的纳税人不会答应,我们所失去的他们都留下了,我们所缺少的,才是最能让人感到自豪的。

文化,法制和自由是一个民族的一切,别的国家不会因为你国的富豪疯狂抢购了超级跑车和顶级游艇而尊敬你的国民。坐在空客330的机舱里,飞翔在两万英尺的高空,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上海,窗外望去,都是海水。既然我们共享着太平洋的风,就让它吹过所有的一切。

孔融是个坏孩子

中文学校那天讲的是孔融让梨,老师很有经验,她先念了一遍课文,然后像表演一样把这个故事很生动地演了一遍,各别地方怕孩子们听不懂,又用英文讲解。然后她问孩子们:听懂了吗?孔融为什么挑了个最小的梨?
孔融拿了个小的梨,他吃完了是不是可以再拿一个?一个胖胖的小男孩说。
我不爱吃梨,我连最小的都不要,孔融大概也不爱吃。一个很漂亮的小姑娘说。
老师很耐心地告诉大家,梨就三个,大家都爱吃,孔融把大的让给哥哥弟弟,所以他得到了爸爸的表扬。
一个笑眯眯的小男孩不紧不慢地说:I think(我觉得) 这个孔融是个坏孩子,他为了pleasing (讨好)他的 dad(爸爸), 让他的哥哥弟弟都look bad(难堪)。
老师愣住了,显然这个小男孩完全听懂了这个故事,可他却得出了全然相反的结论。
老师问: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小男孩依旧不紧不慢地说:应该有个rule(规则),最大的孩子吃最大的,或是最小的孩子吃最大的,孔融是 middle kid(中间的),他拿了最小的,那就没有 rule 了。
一个年龄稍长的女孩子举手说:那个爸爸应该把三个梨都切成小块,做成 Salad(沙拉),然后分给三个孩子,每人的一样多,这样才 Fair(公平)。
我不由得为这些孩子叫好,孔融让梨的故事讲了一千多年,效果似乎并不好,排队夹塞,挤公共汽车一拥而上,没人想着做孔融。让孩子们懂得谦让的美德当然没有错,可最小的梨只有一个,大梨总要有人吃,结果这美德就成了个别人的事。美国长大的孩子从小学的是秩序和公平,让所有的人有规可循,所有的人得到公平待遇,这比让一个人得到表扬要重要得多。
(PS:当初孔融把大的梨子给了哥哥和弟弟,就有人指出:“小小年纪,竟有如此城府。”果然,孔融年龄稍大后,竟然抛妻弃子,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

另一篇中文课文里提到我们要爱劳动,估计孩子们不懂劳动这个词的意思,老师特地用英文讲:劳动就是labor。孩子一直没弄明白:我们为什么要爱labor 啊?
回国的时候,和国内朋友聊天提起此事,他们很不理解:美国人不教小孩爱劳动吗?
我仔细想想,真的,美国式的教育中没有爱劳动这个观念,但孩子从小就知道 Chores(家务),这是他们的责任,每个住在家里的人,都要为这个家尽一分力,于是孩子很小就有和他能力相称的 chores,倒垃圾,洗碗,大点的孩子打扫卫生,甚至割草。当然很多家庭会把 Chores和Allowance(津贴)联系起来,孩子事情做好了,就会得到零花钱。孩子大一些,尤其会开车以后,零花钱的需求量加大,他们会自己打工挣钱,替邻居看孩子,到超市装口袋,在餐馆端盘子。许多孩子家里并不缺钱,可他们不愿向家长伸手。我的美国同事告诉我,十九岁前没工作过的人会被认为没出息,因为打工早的孩子独立意识强,成功的几率自然会高些。
朋友听了这些,不以为然:让我儿子干活?算了吧。他偶尔帮我刷个碗,根本刷不干净,我还得重刷。
我告诉她们:我大儿子刷碗开始也刷不干净,我不说他,吃饭时拿四个碗,每人一个,最脏的那个给他用,谁让他不刷干净呢,用两次脏碗以后他就刷干净了。
朋友笑我:摊上你这么个妈,你儿子真不容易啊。
这些朋友讲起她们对孩子的照顾,让我很是吃惊:这些孩子都是独生子,平时在家一点家务不做,穿的用的都很讲究,一定要名牌,有个妈妈甚至每周定期到儿子的大学宿舍整理床铺,把脏衣服带回家洗干净,再给人家送去。最让我吃惊的是,不管这些朋友的孩子有多大,最小的还在读初中,她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表示:孩子长大后住的房子她们包了。
噢,原来“爱劳动”这个观念,只对做了妈妈的人适用。而美国孩子从小学到的责任与独立,早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让他们受益终生。

宁毅:中科院《中国人营养指南》一个错误严重的指南

作者:宁毅 (哈佛博士,佛吉尼亚医学院Assistant Professor(博士博士后导师))

作为中国最高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近日发布了《中国人营养指南》。读到这个饮食指南,让我不得不惊诧于这个一向严谨的学术机构的科学性,这个营养指南错误百出,不但没用,实则有害,而且危害非常严重。

这个饮食指南明确提到:“中国人每天的参考食谱是:六两粮食四两肉,六两蔬菜一两油,一两鸡蛋二两鱼,半斤水果一斤奶。根据家庭结构特点,不同家庭的食谱可以有所调整。中国人均每天营养标准的参考值是:营养供应3300大卡,其中,植物营养2300大卡、动物营养1000大卡,动物营养占30%;蛋白质100 克、脂肪150克;粮食300克、蔬菜300克、水果250克、植物油50克;肉食200克、奶类500克、鱼类100克、蛋类50克”。如果按照这样的指南进行饮食,依照此营养指南饮食,中国肥胖人口五年内可以增加100%,糖尿病、心血管病、高血压、高血脂可以增加50%以上。 Continue reading 宁毅:中科院《中国人营养指南》一个错误严重的指南

新世纪周刊:自来水真相

十余年来最大规模的全国自来水水质普查,为什么最终悄无声息?

财新《新世纪》 记者 宫靖 见习记者 刘虹桥

自来水有多重要?

全国共计4000余家自来水厂,为4亿多县级以上城市居民,每天供应6000万吨自来水。

自来水水质如何?

一个悖论:几乎所有饮用水界专家、学者都认为中国城市水质存在“安全隐患”;同时几乎没有一家水厂自检自测水质不合格。

哪个更接近真相? Continue reading 新世纪周刊:自来水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