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孔子学院,振兴中国文化还是毁灭

我今年出版了一本书,对近几年崛起的文化保守主义进行了批判。我大致的意思是:文化传统是没有边界的。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可以把中国的传统、西方的传统,都当成人类的传统、自己的传统来继承。然而在这方面,中国文化受到了双重夹击。一方面,以蒋庆为代表的“儒家”,把中国文化界定为“君子文化”,把西方文化界定为“小人文化”,鼓吹少儿读经、死记硬背,排拒外来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以甘阳为代表的西学派,宣称西方的文化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必须回到自己的传统。两派虽然学统不同,但分享一个基本立场:西方的文化精神,永远不能成为我们传统的一部分。这样划地为牢,也就窒息了当代的中国文化。

Continue reading 薛涌:孔子学院,振兴中国文化还是毁灭

张作霖:宁可少养五万陆军 也要办东北大学

北洋军阀时期,教育经费的短缺一直是制约奉省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主政东北的张作霖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于1916年10月28日,训令各道尹重申省令,严责各县知事增加教育经费,要求各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占全县岁出总数的40%,并将此标准作为考核各县知事政绩的内容之一。为防止挪用、侵占教育经费的情况发生,他还派专员赴各县调查教育经费的去向情况。

有一件事在当时颇为轰动:为办东北大学,这位视兵为命的军阀竟然“宁可少养五万兵”。

对此,有人评价他“知用民财设立大学,培养人才……是当时国内其他军阀所不及”。

上书总统 不谈军事谈教育

1915年2月,张作霖上书大总统袁世凯,专门指出奉天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了整顿的措施,建议对学校加强管理。其时,张作霖仅是奉天城内小小的二十七师师长,虽说握有重兵,但无论如何与教育是扯不上边的。

张作霖在条陈中首先指出,奉天办学存在两大弊端:一在靡费过多,得不偿失;二是教授不得其人,仅是坐拥虚名,缺少实际才干。另外,他还提到,办学偏重于高等小学,忽视初等小学,使师范毕业者不愿到初小就教。初小既缺乏良师,而毕业者亦无从升学。

张作霖的条陈马上引起教育部、国务院乃至大总统的高度重视,肯定该条陈所指皆为症结所在,大总统命国务院将该条陈转交教育部查照。

对于第一条,教育部“已于本年二月十九日通令各省斟酌地方财力,体察人民生活状况,竭力撙节,以杜虚糜”。对于第二条,教育部批道:“现在小学之必待整顿,亦诚刻不容缓。整顿之法,当从力节靡费,严定教员、管理员资格入手。庶使不能胜任之教员、管理员得以大加淘汰,于教育前途乃有澄清之望。”

4月9日,教育部训令各省民政长遵照办理。教育界闻之欢欣鼓舞,却不知此训令源自于一个远在东北、并素有“土匪”之名的赳赳武夫。

严令各县 教育费占总支出4成

1916年,张作霖出任奉天省长。上任伊始,即在一份教育条陈上批示:“学务为造就人才之所,振兴国家之基,关系最重,而奉天又处特别地位,若不从整顿教育入手,更无以希望。”看到省长如此重视教育,已停会两年多的奉天省议会马上重新开会,专门研究奉天的教育问题。会后,便将议案交给了张作霖。对于这一议案,张作霖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并责令省署教育科制订整顿办法。

教育经费的短缺一直是制约奉省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对此,张作霖认识深刻,他认为,必须把教育经费问题当作首要大事来抓。因而,他于1916年10 月28日,训令各道尹重申省令,严责各县知事增加教育经费,要求各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占全县岁出总数的40%,并将此标准作为考成各县知事政绩的内容之一。1918年12月,他再次重申学款应占岁出40%的标准,并严订办法,如“今后各县知事仍不实行办理,即以废弛学务论,照地方兴学考成条例予以相当之处罚”。

与此同时,张作霖还注意教育经费的合理使用问题。为防止挪用、侵占教育经费的情况发生,他督派专员赴各县调查教育经费的使用情况。

除以行政命令加强教育管理外,张作霖还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来完善教育管理。在1919年10月,奉天省教育厅成立之前,由张作霖亲自过问而制订出来的关于奉天教育的地方法规就有二十多项,涉及教育行政,教育视导,教育经费,初、中、高等教育,师范、职业,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这点恐怕是其他北洋军阀所无法比拟的。

请办师范 专门致电教育部

1916年12月6日,奉天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孙其昌、奉天省立第二中学校长董宝麟、奉天省城第一高等小学校长魏福锡呈文给张作霖,建议派员赴吉、黑两省,协商联合向教育部争取设立东三省区域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事宜,以培养中等以上教育人才。张作霖看完,当即大笔一挥签了个“准”字,并立即派孙其昌前往吉、黑促成此事。

1917年1月9日,张作霖以个人名义致电教育部,请设高等师范学校。电中将与吉黑两省商议的结果作了详述,提到两省已同意,协款三万元,并请教育部“先行允准”。但教育部以“于国立学校计划有违”为由,未批准。

3月17日,张作霖又直接给教育总长发去咨文,进一步强调在奉省设立高等学校的必要性,并表达了举办高师的迫切心情。由于张作霖的积极争取,教育部初步同意将计划之内的最后一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设在奉天。

1918年12月1日,奉天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成立。开学典礼上,奉天政务厅长史纪常前往宣读了张作霖的祝词。

今天,师范类院校学生免收学费,每月还有补助。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张作霖时期,奉天的师范学校就已免收学费了,而且还发给伙食费,这些费用全由奉天省政府买单。人们常说,

没有免费的午餐,可是奉天的师范学校不仅有免费三餐,而且标准还不低呢。例如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伙食早餐为大米粥、咸菜;中午大米饭、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晚饭四菜一汤,皆为素菜。星期六午餐改善伙食,有坛肉、木须肉、烧黄花鱼,烩海参等。另有其他如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伙食也是非常丰盛的。

发展职教 强调“学以致用”

职业教育是培养实用性人才重要而有效的途径。但在1915年以前,由于对职业教育缺乏认识,奉天省职业学校仅有8所。这远远满足不了对实用性人才的迫切需求。张作霖统治奉天之后,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取得很大的成绩。

1916年10月27日,张作霖颁发省教育会决议案给各道尹、县知事,令其遵照执行。决议案指出“中国欲富强,必以职业为基础,各校添授职业教育,实为当务之急。”

张作霖所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加强课余时间的职业教育,将职业教育寓于普通教育中。为此,他特于1917年12月2日训令各道尹、省辖各学校,强调学校教育务注重实用。要求“所有中小男女各校,对于图画、手工、算术各课程,毋徒专求美观,务当注重实用主义”,以使学生全面发展。

他还派人对全省的职业教育状况进行调查摸底,以了解各地方究竟需要何种人才,何种职业最受欢迎等情况,以便制定实施职业教育之标准。张作霖还指定办理职业学校专款抽收园圃捐,用作此项专款,使奉省教育的发展有了可靠的经济保证。

在张作霖的一再催促下,各地方加紧进行职业学校筹建工作。到1929年,全省的职业学校总数达45所,省立6所,县立39所,在校生4798人。

兴办东大 宁可少养5万陆军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在整军经武的同时,再次狠抓教育。他欣然采纳奉天省长王永江、教育厅长谢荫昌的建议,创办东北大学。他对王永江说:不能让东北人没有上大学求深造的机会。不管用多少钱,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也要办东北大学。

1923年4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校舍暂用位于省城大南关的高校和文专两校旧校舍。后于北陵购置500亩地,开始动工兴建新馆。购地款除外,东北大学的基建费用即达奉洋600万元。 1925年,新校舍建成,其规模之大,功能齐全,在国内亦是首屈一指。

除兴建校舍外,奉天省长公署还在北陵附近划拨官地200亩,拨款280万元,兴办大学工厂。这种大学设附属工厂,既顾及学生实习,又保障经费来源的模式,也是当时国内其他大学所没有的。东北大学另有植物园地100亩。这样,整个校园面积达900亩,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校园。可见张作霖的建校计划,是相当宏伟壮观的。

东北大学常年经费在各大学之中也是首屈一指。北京大学当时的常年经费是90万银元,南开大学40万,清华大学虽有庚子赔款补贴也只有120万。奉天省财政向东北大学的投资巨大,经费每年160万,人均为奉大洋800元。

为吸引一流学者来任教,在张作霖的指示下,东北大学所设定的薪金和待遇相当优厚,甚至高于国内的几所知名大学。以教授为例,北大、清华教授月薪 300元,南开240元,东北大学则为360元。后期章士钊等人竟高达800元。东北大学还为教授们盖新村,建别墅,安排宽敞舒适的住宅。教授们回北京探亲,还予以报销往返路费。这与当时国内战争情况下,各校教授欠薪、减薪为常事形成鲜明对比。

有了梧桐树,不怕引不来金凤凰。东北大学的这些优厚待遇,引来了当时许多的知名教授前来任教。据东北大学1928年的统计,在其128名职教员中,留学归来的有77人,其中11个博士、37个硕士、29个学士。而且他们其中大部分留学美国,毕业于美国的一些著名的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乃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其余40名即使没出国“镀过金”,也是毕业于国内一些知名的高等学府,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等。其教授阵容之盛,远非其他大学可比。

至二十年代末,东北大学己是国内学生最多的大学,教授300人,学生3000人,而当时北京大学也只有学生2000人。

最初,不少日本人不相信张作霖会把东北大学办好。可是,日本学者新岛淳良在参观东北大学之后,也不得不说:东北大学的实验设备是第一流的,教授薪金也比国立大学高许多。其教育水准“高于日本在满洲开办的高等教育院校”。

49年后,宋庆龄不能公开的悔与恨

1994年11月,书记处审查通过了党史编委会整理的关于宋庆龄建国后32年经历的材料。
陈云批示:宋庆龄的品质高贵,在于信仰始终如一,爱国、爱民、爱和平。不做违心事,不讲违心话。要尊重她这一点。
材料内容提要:
1955年11月,宋给毛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批示:“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
1957年宋又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从1958年起,宋曾推病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党中央委派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去做工作, 宋只得继续参加。
1959年4月,宋在人大被推举为国家副主席。宋先后两次推辞: “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才挂个名,作个样子,对国家不利。”提议由李富春或乌兰夫担任。
宋任国家副主席,是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议的,政治局讨论时,21人中18人赞成,3人反对,反对者是:毛、林彪、康生。当时毛发言: “宋是我们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
文革期间,宋先后给毛和党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共产党极度失望。1967年8月、1969 年11月、1976 年6月,宋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
七封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1970年3月,毛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传达时他们说:“主席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 宋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 于是宋推病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
1980 年11月,宋给党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
19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医院转告宋,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正式党员,宋听后微笑说: “不勉强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胡、李问宋还有什么要求,她提了两点:“我死后还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储蓄,办个福利基金。”

一只狼、两只狮子和一群羊 一道凡是中国人就总是做错的选择题

这是一道非常简单的选择题,据传,如果拿来问西方人,大多数人都会选对,但是如果拿来问我们自己中国人,大多数人都会选错。想知道为什么,请花一分钟,把这个故事看到最后:
上帝把两群羊放在草原上,一群在东,一群在西。上帝还给羊群找了两种天敌,一种是狮子,一种是狼。上帝对羊群说:“如果你们要狼,就给一只,任它随意咬你们。如果你们要狮子,就给两头,你们可以在两头狮子中任选一头,还可以随时更换。”
这道题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也在羊群中,你是选狼还是选狮子?
很容易做出选择吧?好吧,记住你的选择,接着往下看。
东边那群羊想,狮子比狼凶猛得多,还是要狼吧。于是,它们就要了一只狼。西边那群羊想,狮子虽然比狼凶猛得多,但我们有选择权,还是要狮子吧。于是,它们就要了两头狮子。
那只狼进了东边的羊群后,就开始吃羊。狼身体小,食量也小,一只羊够它吃几天了。这样羊群几天才被追杀一次。西边那群羊挑选了一头狮子,另一头则留在上帝那里。这头狮子进入羊群后,也开始吃羊。狮子不但比狼凶猛,而且食量惊人,每天都要吃一只羊。这样羊群就天天都要被追杀,惊恐万状。羊群赶紧请上帝换一头狮子。不料,上帝保管的那头狮子一直没有吃东西,正饥饿难耐,它扑进羊群,比前面那头狮子咬得更疯狂。羊群一天到晚只是逃命,连草都快吃不成了。
东边的羊群庆幸自己选对了天敌,又嘲笑西边的羊群没有眼光。西边的羊群非常后悔,向上帝大倒苦水,要求更换天敌,改要一只狼。上帝说:“天敌一旦确定,就不能更改,必须世代相随,你们唯一的权利是在两头狮子中选择。”
西边的羊群只好把两头狮子不断更换。可两头狮子同样凶残,换哪一头都比东边的羊群悲惨得多,它们索性不换了,让一头狮子吃得膘肥体壮,另一头狮子则饿得精瘦。眼看那头瘦狮子快要饿死了,羊群才请上帝换一头。
这头瘦狮子经过长时间的饥饿后,慢慢悟出了一个道理:自己虽然凶猛异常,一百只羊都不是对手,可是自己的命运是操纵在羊群手里的。羊群随时可以把自己送回上帝那里,让自己饱受饥饿的煎熬,甚至有可能饿死。想通这个道理后,瘦狮子就对羊群特别客气,只吃死羊和病羊,凡是健康的羊它都不吃了。羊群喜出望外,有几只小羊提议干脆固定要瘦狮子,不要那头肥狮子了。一只老公羊提醒说:“瘦狮子是怕我们送它回上帝那里挨饿,才对我们这么好。万一肥狮子饿死了,我们没有了选择的余地,瘦狮子很快就会恢复凶残的本性。”羊群觉得老羊说得有理,为了不让另一头狮子饿死,它们赶紧把它换回来。
原先膘肥体壮的那头狮子,已经饿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并且也懂得了自己的命运是操纵在羊群手里的道理。为了能在草原上待久一点,它竟百般讨好起羊群来。为羊群寻找水源和草场,甚至为了保护羊群不被前来骚扰东边的那头狼吃掉,去恐吓威胁殴打东边的狼。而那头被送交给上帝的狮子,则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西边的羊群在经历了重重磨难后,终于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东边的那群羊的处境却越来越悲惨了,那只狼因为没有竞争对手,羊群又无法更换它,它就胡作非为,每天都要咬死几十只羊,这只狼早已不吃羊肉了,它只喝羊心里的血。它还不准羊叫,哪只叫就立刻咬死哪只。更可恨的是,那匹狼为了不让它肯定打不过的西边那头狮子来寻它的晦气,竟定时向西边的狮子提供从东边羊群里精挑细选出来的肥羊,讨好从来吃不到活羊的狮子。东边的羊群只能在心中哀叹:“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要两头狮子。”
中国人,你看明白了吗?你的选择正确了吗?